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开始阶段。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段漫长的收缩和调整时期。现代社会的问题在美国民主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中得到非常充分的展现。何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条：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现代化成色最足的国家，美国立国建国以及整个发展历程基本上都是在现代思潮（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和启蒙思想及其各种观念变种）的引领下完成的，古典思想和信仰传统在此过程中往往只是被动地起着压舱石式的稳定作用。美国既没有欧洲的封建传统，更没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包袱，所以它的现代化成色最足。其次，美国是现代化成就最高的国家，这既包括它的现代科技水平，也包括它的物质生活方式和水平，还包括它文化上的包容力和改善社会的进取心。第三，在以资本主义体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下，美国软硬实力的扩张达到了史无前例（可能也后无来者）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美国把现代化输出到世界上最为广远的地区，深深地影响了全世界多数人的生活生计，甚至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可以说，美国的危机实际上是整个现代世界某些根深蒂固的难题和悖论的集中爆发。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类似的危机也普遍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或混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从根本上说，这后两类国家的基本指导理念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虽然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但它实际上继承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某些基本假设：比如理性的经济人，基于科技发展的物质进步主义，以及唯物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现代社会之危机的总根源正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分享的这些基本假设和前提，因为理性经济人、物质决定论和唯物主义都将作为个体和群体一分子的“人”简单化约为一个个孤立存在的物质性原子。在它们共同的观念视野、意识形态主张、制度设计和文化论述中，灵魂、道德和良心被排挤到越来越边缘、越来越无足轻重的地位，个人在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现代科技所编织的控制和驯化网络中丧失了自然本真的活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能力，个人的意义世界被彻底打碎，家庭和社会结构随之逐渐解体。从观念的根源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建基于希腊理性之上，都是某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或“模型”，也都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并因而变得僵硬封闭和冷酷无情。结果，现代人普遍生活在精神和德性的荒原之上，责任感、义务感与崇高感一起消失，冷漠与无助取代了信心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丧失繁衍后代的动力。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现代化程度最低的穆斯林和非洲国家还在快速繁衍人口（而且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的人口出生率也会很快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未来的趋势之一：日益恶化的经济内卷
从现代社会物质标准的角度看，欧美日以及东亚地区人们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黯淡，人口出生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过去多年来支撑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已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通过美元体制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和要素供给以及劳工保护、环保和人权标准的双重套利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它过去多年推动的全球化扩张导致民众普遍的不满和反抗，其破坏性已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冷战胜利的红利，尤其是把中国和东欧纳入美国资本主义体系（这是美国人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和重心）所带来的好处，差不多已经释放完了。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移民所贡献的人口增长。美国的科技创新能不能有新突破？目前看还不明朗。即使有突破，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能够和发明计算机与互联网相比吗？即便美国因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而呈现老龄化加速的态势，其吸纳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肯定会受到不利政治气氛的持续干扰。
东欧在共产主义体系崩溃后产生了大量富余的劳动力，西欧发达国家利用这些人口红利，使得它们总体上还没有像日本那样因人口衰老和减少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由于近年来东欧的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东欧剧变后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顺便说一句，由于东欧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默克尔之所以接受大批中东难民，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她有什么高尚的圣母情怀，而是她想替德国资本主义体制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西欧国家大规模引入穆斯林和非洲廉价劳动力，已经引发欧洲越来越强大的民粹运动。长远看，由于欧洲科技创新的能力日渐衰弱以及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仅仅依靠移民甚至难民补充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做法也是无法持续的。
中国的科技创新一直都是模仿加追赶型的。在今后科技竞争愈益激烈的国际格局中，引进加模仿的道路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在技术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供给方面，中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都已经或接近被极限利用。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已经最大程度地开发了他们的人力资源。无论是从教育投入还是工作强度上看，东亚能够改进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主要是由于对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人口开始下降；中国的总人口也已经开始下降，劳动人口更是逐年快速减少。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下降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注重短期和即时效用的理性算计的副产品。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将物质刺激视为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年轻人在追逐自我满足和实现时必然会逃避长远的责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也在不知不觉中甚至明知故犯地迫使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热情甚至梦想投注到工作之中。这使得年轻人在为社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或意愿生产他们的同类物种。物质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与人口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也许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和悖论。
除了科技创新前景不明以及人口老化与萎缩的问题，体制性的分配失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恶化。那些掌握权势的群体和利益集团已经使得现有体制部分固化和板结化，不会轻易允许真正的变革的发生，最多会做一些表面上的功夫。他们在人性的驱使下，会尽最大的努力长期维系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体系建制，甚至在经济增长遇到瓶颈时可能变得更加穷凶极恶。结果，大部分人将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内卷会日益加深。可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强大惯性，多数人无法摆脱现代社会注重物质利益的思维定式，其焦虑和痛苦指数无疑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危机的深化而升高。
未来的趋势之二：愈益白热化的文化内战
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内战肇始于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反文化运动（几乎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处于同一时期）。这一反传统反建制的运动预示着西方传统文化建制开始没落，传统社会和家庭的伦理与结构开始解体。这一方面直接导致他们生育率的普遍下降，1970年代（尤其是1975年）之后，西方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且直至今天，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失去稳固健全的社会和伦理基础，因为反传统、反文化的后果是，作为个体的人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而放弃了德性约束和文化理想的原子化个体往往以世俗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的目标。从中短期看，这一世俗化、物欲化的转向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也刺激起其全球化扩张的冲动和野心。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由于本土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他们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头以及他们沉溺于其中的物欲化生存状态，便只能引入越来越多的移民。全球化的经济布局以及移民的涌入让西方社会、伦理和文化的多元化演进驶入快车道，在无形中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根基以及共同体凝聚力。
再接下来，身份政治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在学院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工作者的努力下，借助西方的性别、移民和种族问题，形成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逐渐让西方陷入越来越激烈的精神、文化和伦理的全面内战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是，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建制之核心力量的金融寡头、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普遍放弃了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与伦理观念，转而拥抱各种各样的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潮。资本利益集团的最终目的和如意算盘可能是消灭一切文化、伦理和信仰上的羁绊和牵挂，让人把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物欲化生存之上；然后，这些资本利益集团通过能够操纵和利用大众欲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产品，成为整个社会的绝对主宰。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态势在近期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西方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出现全面且不可逆的危机。此一看似无法阻挡的趋势也是我一直强调的西方文明的自杀式演进过程。
在现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东亚社会基本上一直随着西方的节拍起舞。由于东亚各国既不是移民社会，也不是多元种族的社会，而且各自均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自成体系的文化价值观，东亚的文化内战没有西方那么激烈、明显和突出。但是，东亚依然有其独特且不断深化的文化和精神内战问题。这种内战在宏观上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和流行时尚对传统文明和价值观的蚕食鲸吞，在微观上则集中表现在比欧美更加惨烈的人口、家庭和社会危机。在东亚年轻人中间变得越来越普遍的冷漠阴郁的生活格调是东亚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丧失生命力的极为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病征。然而，东亚的思想学术界和媒体舆论界大多惟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和建制派媒体马首是瞻，没有能力或意愿就东亚本身的文化内战和文明危机作出全面、深入、周到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东亚思潮和舆论对其自身精神和文化危机的反应大多虚弱无力。所以，当西方的文化内战全面爆发之际，东亚文明内在的危机反而在静悄悄之中愈演愈烈。东亚社会沉默的大多数也就只能默默地承担起文明荒漠化的各种后果。作为相对弱势于欧美文明的一方，东亚文明日益恶化的存亡绝续问题也许已经到了无法再视而不见的地步。东亚沉默的大多数会冲破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偏见、樊笼和陷阱，发出自救的呼声和怒吼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