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是“历史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性危机及其根源”一文的续编
危机的可能出路
在经济内卷和文化内战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很难再用学院派教科书教导的方法加以解决，于是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点和态势，相应的反思和探索也会不同。但是，西方和东亚在面临现代社会种种难以克服的危机和挑战时，除了从人类古老的传统中寻找灵感、智慧和启示外，实际上可资利用的东西并不多。这些地方会不会以及在什么时间、地方或契机上出现痛定思痛之后的回转或文明的复兴，都是将来值得认真关注和讨论的大问题。不过，如果当下的整体趋势按照惯性持续下去甚至更加恶化的话，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肯定会越来越严重且具有破坏性，我们也将迎来一个充满着痛苦、矛盾、斗争、分裂甚至流血牺牲的时代。也许，新的思潮和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运动会在这躁动不安、纷扰不断的时代孕育并逐渐壮大，历史的转向与文明的更新或许因此就获得了机会和动能。
即便我们最终会看到传统智慧和高等文化的复兴，这一乐观的前景仍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最理想的结果是，人类在吸纳现代社会有益成果的同时，在更高的水平上将传统和现代糅合在一起。除非核大战、瘟疫或自然灾害将人类灭绝或打回到原始状态，这一过程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也许五十年、一百年甚或两百年，直到人类重新找到并安于某种相对稳定均衡的状态。在此剧变的过程中，动荡、冲突和战争会加重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与此同时，宗教思想、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领域会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杰出的领袖人物，带领人们走向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甚至更加公义和平的文明形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时势所催生的紧迫感，历史转型和突破的动力就不够强大；没有非凡卓越的领袖人物，历史转型和突破就缺少建设性的愿景和方向。历史肯定会在曲折动荡中前行，不过，为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需要能够明察、顺应和驾驭时势的智慧与洞见，以及能够将这些智慧和洞见恰当地运用于实际历史演变过程之中的各个层级和方面的领袖级人物。
美国的未来前景
随着占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会被动进行很多的调整，而高度内生甚至依附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也会逐渐走向低潮，至少也要做出很大的改变和调整。以个人奋斗与个人利益为旨归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传统信仰有相当的契合性。正如上面所说，文化内战导致美国人的信仰逐渐衰落，这先是让其世俗化的对应物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过去五六十年的这一演变过程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道德、社会和文化根基，使得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充满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美国近期的种种乱象似乎预示着这一过程已经到达物极必反的拐点。不断蔓延、加剧和深化的冲突与斗争也许将催生美国文明的一系列持续的转向，也即从单纯主张个人主义逐渐转向同时兼顾社群主义、从突出权利逐渐转向强化义务感、从强调创新逐渐转向看重守成、从追求物质成就逐渐转向提倡德性智慧、从扩张型帝国逐渐转向维稳型民族国家、从凸显美国特色的新教文明逐渐融合注重西方传统的天主教文明。
白璧德（Irving Babbitt）在100多年前曾断言，天主教会将成为美国最后的保守性力量。罗马天主教会继承了罗马法和罗马的组织架构，是西方文明最正宗、最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传承者。天主教会还是美国最大的建制性机构，其信众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20%以上，远超美国政府的雇员人数和军队的数量。在美国自身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和政界的一些人开始转而信奉天主教，其中有人给出的理由是，天主教更注重社群，也更具有历史感。拜登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在竞选期间从来没有因为信仰问题遭到攻击或质疑。这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肯尼迪的遭遇不太一样。当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有人担心并质疑他的天主教信仰会使得他在听命于梵蒂冈教廷与履行宪法义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已经完全接纳了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是天主教徒，其中五位倾向于持有保守性立场。与这些社会政治变化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缘条件，因为其移民的最大来源地是普遍信奉天主教的拉美国家。相比于临近西亚和非洲的欧洲，这也可以算是上天眷顾美国的一个重要侧面。也许，历史将证明白璧德是一位真正的先知。
文明的历史性转向或更新常常充满了矛盾斗争和反复波折，有时还伴有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期望，美国国内的文明转向不会产生象17世纪宗教战争那样的惨烈局面。顺便说一句，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西方世界集体转向资本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动因，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让西欧人厌倦于灵性或精神上的征战，转而追求世俗生活上的成就。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和动力。欧洲当下的情况可能对理解美国未来的走向有一些借鉴意义。新教信仰在现今的欧洲基本上崩溃了，而天主教势力在南欧依然有一些不大的影响力。也许200年之后，如果西方世界能够成功躲过罗马帝国那样的最终命运，天主教会会再次成为西方世界一支不容忽视的宗教甚至文化力量。从16世纪开始的新教改革在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将逐渐耗尽自身的能量，被因它而来的世俗成就所淹没和吞噬。
当然，另外的可能是，美国和西方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要么内部陷入分裂和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西方文明最终彻底衰落；要么人口和族群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沦落为异质性文明。
中国的未来前景
中国会受世界范围内的总趋势和新思潮、新社会政治运动的一定影响，但中国的整体转向会开始得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欧美日台韩，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更是远低于这些地方，中国的官方与民间都有很强的动力和愿望去延续目前的专注于物质成就的发展轨迹，在追赶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所推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上代表着现代性的最高梦想，其中所蕴含的高调的唯物论和物质进步观念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和官方的潜意识，让他们转变观念是极其困难的。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会在追求物质成就现代化的道路上会继续挺进一段时间。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近些年的三个动向特别具有指示性意义。第一，在环境和自然资源被极限耗用之后，中国从上到下开始转向对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第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位。第三，一带一路成为赢得新资源供给和新市场空间的重大战略被隆重推出。这些战略抉择在执行层面上的难度都不小。由于过去几十年外资持续不断的技术转移以及普通民众和企业坚持不懈的模仿学习，中国能轻易完成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都已经成为现实，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再加上现在的国际环境，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一带一路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部分效法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基于经济与产业落差的套利扩张模式，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和经济机会的套利。由于近些年地缘政治上的剧烈变化，中国进行产业创新升级和一带一路扩张的难度加大。结果，官方只能或鼓励或默许加大利用人力资源的强度，使得职场和教育内卷化与恶性竞争越来越成为时代的痛点和社会的热点。不断强化的生存与发展压力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愿望与能力，将严重损害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可持续性。
就文化演变而言，官方近几年一直在强调文化自信和尊重历史遗产，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意在塑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也许，中国历史命运的密码就部分地隐藏在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开始注重文化建设这一微妙的转变之中。这些由上至下强力推动的文化战略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改变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对中国人这个族群及其文明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值得指出的是，与1960和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所塑造的西方同代人一样，中国的文革一代从骨子里也都是反传统反文化的，尽管两者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手段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文明的转型还将有待某个不期而至的机遇，中国未来的文明重建可能不得不处理他们所留下的负面遗产。
机会与希望
不管人们愿望如何，历史总是在曲折动荡中前行。无论是个人与家庭的长远规划，投资理财的愿景战略，公司企业的永续经营，还是主流社会价值的流转变迁，常常都受制于历史的潮起潮落与起承转合。毋庸讳言，在当下这个历史大转弯处，我们不仅要应对日常生活与事业中的重重困难，还必须想着有着更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未来。不过，比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更加危险的是，我们因焦虑无助甚或恐慌胆怯而陷入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扪心自问，我们在过去几十年被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裹挟，逐渐丧失我们的主体精神与意志，变得既骄傲自大，又娇气脆弱。这骄娇二气正是我们在日益物化的世界中愈发焦灼不安、惶惶无主的心理源头，也让我们失去了直面惨淡人生的道德勇气和无畏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这种虚弱与虚无导致我们自暴自弃，不愿客观、冷静、全面地审视时代发展演变的趋势，更不愿发掘人类古老的智慧宝藏，以发现和利用历史大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来的机遇与机会。正如中文特有的危机一词所明确提示的那样，危险与危难之中必定蕴含着机会与机遇。
依笔者粗浅之见，今人对危机二重性的理解与认知普遍达不到《道德经》的深度和高度。《道德经》不仅揭示了福祸相倚的道理，更指明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人世规律。在《道德经》的“理想国”中，“善人”们“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如果我们能真心诚意地以“善人”作为我们人生模仿的榜样，我们就是在试图亲近和顺应天道了。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安身立命，我们需要成为能够顺应天道和把握趋势的普通人。一方面，我们必须勇于抛弃过于商业化、物欲化的生存环境所养成的娇骄二气，主动放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自我中心的偏狭，敞开心胸，放开眼界，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无挂碍地顺应、迎接和拥抱这历史性变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需要理智、清醒、深入理解时代演进的趋势及背后的动力机制，需要充分学习和吸收曾被我们遗忘的古圣先贤有关智慧和德行的谆谆教诲。
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在混沌不明、躁动不安、争斗不休的时代里看到未来的光明与希望，抓住和利用随时代大潮而来的机会。同理，我们也许可以因此摆脱虚无娇弱却自以为义的沉沦状态，以积极的态度认定生命是值得拥有的，日子是值得过的，历史是值得期待的。假如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心灵与认知境界（毫无疑问，这种境界离“善人”尚有不短的距离），那么，无论我们在时代和历史趋势面前何等渺小，我们都可以过得从容不迫，甚至游刃有余。这就是我们努力的全部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