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之道。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品格即命运”的主张有明显的近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思想、人格与德性素质会影响和决定其外在的表现、作为和成就。两者也都相信,家庭背景、外在环境、教育质量以及生活经验在塑造品格与德性的过程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修身与西方的品格培养都要奠基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这里的个性是指个人的特性,比如高矮胖瘦、肤色性格、智商情商等与生俱来的个人属性。不管一名矮个男子的修养或品格如何,他都无法成为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的高手,同理,一个内向之上无论多么富有德性也不可能在民粹化的喧闹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或明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锻造自己的修养、品格或德性,必须以其天然的禀赋和属性为基础。
所以,《礼记 中庸》在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大意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顺从本性就是遵循道,而培养遵循道的能力便是教化。我们的教养、德性和品格离不开中国文明之道。中国古代包括《中庸》在内的有关修身和德性的教导的确非常富有洞见和智慧。只不过,在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在专制封闭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对自身思想和文化传统的解读和运用日益狭隘、肤浅、僵化和偏执。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仅钦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经典文献体系,还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官方的标准。久而久之,对于赋予中国文明深邃、博大、光明、高贵和厚重等品质的那些精神和思想要素,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系统、周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对修身和德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不知道如何审视和提升自己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看法越发轻浮乖谬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越来越感到陌生和不解之际,西方人开始闯入中国文明的世界。除商人外,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另一支开路先锋是传教士。与只看重经济利益和机会的商人群体不同,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怀揣着非常多的西方文化信念,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品格即命运”的信念。为了传教事业,他/她们也会关注和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品性。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一直在天津、山东和河北传教。在此期间,他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山东通讯员,连续多年在该报纸上刊发自己对中国人(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农民阶层)的看法。1894年,这些英文文章被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书名分别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本文将以《中国人的特性》作为中文书名。全书共有二十七章,除最后一章外,每章都集中描述和评论中国人的某一种品格、个性、态度、习惯或价值信念。第一到四章的主题依次是面子、节俭、勤奋和礼貌,第五到九章的主题是:没有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容易产生误解、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灵活与死板。第十到十五章分别聚焦于混沌模糊的思维习惯、缺少胆量、蔑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性格保守和无视舒服和便利。第十六到二十一章的题目涉及体能、耐心与坚持、满意与快乐、孝顺、仁爱精神和缺乏同情心。最后,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则讨论社会纠纷、相互担责与守法情况、相互猜疑、缺乏诚意以及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从各章的主题词中明显看出,明恩溥不时对中国人的修养德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辛辣的批评和指责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1930年之前,它一直是英语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不少中肯之言和真知灼见,不过它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文化的信心,甚至带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反思和批评。以尖酸刻薄批评中国人“国民性”而闻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据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版,在临终前还敦促将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反省和改进自己的一面镜子。曾经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中文世界的作家柏杨也从明恩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和灵感。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地区,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仍然将此书视为他/她们了解和认识自己同胞和先祖的宝典,甚至欣然自得地将明恩溥捧为“辱华鼻祖”,乐滋滋地模仿他嘲弄和侮辱自己的同胞和先人。
明恩溥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批判羞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最终本意,只不过他的某些观察和看法被中国的激进分子利用了。即便如此,将明恩溥视为开创了批评中国“国民性”之思潮的西方人可能也不算太过。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度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和竞争思潮甚嚣尘上,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出格之处。那些热衷于批判“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现在有些西方的汉学家认为该书中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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