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既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也左右着人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特性，每个人都首先要学习和掌握一门或几门用于谋生的专业语言，不管是科学语言、法律语言，还是商业语言、医学语言。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人已经被笼罩在由现代语言所编织的巨大网络之中。如果有人不幸选择了不适合的专业或者进入不适合的行业，他/她可以被认为是陷入了专业的语言陷阱之中。更不幸也更普遍的问题是，现代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各种成果时，却可能会陷入人生的语言陷阱之中，因为主导和支配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现代语言大多都是工具性、技术性和功利性的，很少有关于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长期侵泡在这种语言之中，人们很难从中理会和欣赏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和价值，也就很难知道如何才能过上神清气爽、安然舒泰的日子。在与母亲交流时，我必须切换到她能够听得懂的那套传统中国语言。仔细想一想，其实母亲的那套语言才是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和心身获得滋养的语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最难舍弃的盼望、最深沉的灵性追求，都还只能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
正因为语言既是我们生存之必需，又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之陷阱，我们的古圣先贤们便非常注重语言。这包括在承认和运用语言之正面力量的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并警惕语言的潜在破坏作用和负面影响。《周礼》中周代贵族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有语言项目（书），中国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则显示中国文化重视书面语言和文献的教育功用。《论语·先进》所载的著名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其中语言排第二位。事实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也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讲究其中细微的差异。比如，我小时候对远近不同的亲戚各有特定的称呼，在与其交谈时要运用恰如其分的敬语和语调。另一方面，《尚书·皋陶谟》和《论语·学而》都对“巧言令色”提出警示，《论语·里仁》则鼓励赞赏“讷于言”。中国人普遍不喜欢巧舌如簧之人、口蜜腹剑之人、拍马逢迎之人。
语言被滥用和误用的问题也从反面证明了语言在传统社会中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和作用。所以，老子谆谆告诫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见《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不仅如此，老子还开宗明义地宣称言语本身无法抵达大道，因为“道可道， 非常道”（见《道德经》第一章）。老子的结论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见《道德经》第五章），所以建议要“行不言之教”（见《道德经》第二章）。庄子对如何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和摆脱语言陷阱有更加具体深入的阐发。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令人信服地辨明了“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道理。他又在《知北游》中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其言外之意是让我们效法不言而美、不言而安和不言而成的天地之道。庄子在《外物》中提出摆脱语言陷阱和网罗的解决办法：“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无言而无不言的和谐默契与心领神会直通我们最悠远辽阔的精神和性灵世界，直抵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生命本根之处，让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与逍遥。
这种既重视语言、又警惕语言陷阱、还追求超越语言之境的态度是古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智慧。也许是因为先人们馈赠我们的文明遗产太过丰富，我们根本不知道珍惜这些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下来的卓越洞见。对古人的不屑一顾实际上透露出我们的肤浅与轻佻，也难怪我们常常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与麻烦之中。在以语言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我们尤其要重新学习和发扬被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充分证实了的语言智慧。首先，我们要持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在日常私人生活和公共活动中，还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我们良好的个人修养、美满的家庭生活、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公共参与都仰赖于我们扎实有力的语言能力。我们不仅要把语言视为必须掌握的硬知识、硬技能，而且要从更根本、更基础的角度看待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或左右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取向和价值选择。
其次，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内在的有限性，并警惕它潜在的扭曲和腐蚀作用。现代语言（尤其是专业语言）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工具性是逻辑理性引领和支配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这样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成为庞大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某一颗有用的螺丝钉，却不可能赋予我们整全丰富的存在意义，甚至反倒为我们编造出一个难以逃脱的网罗和陷阱。在现代社会中，语言被污染、被滥用、被操纵的恶劣状况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媒体、广告、公关和宣传迫使人们时刻都要防备由精细微妙的语言所包装的虚假与欺骗。第三，在熟练掌握语言之后，也即在既能正面运用语言、也能察觉语言负面影响之后，我们要有能够超越语言的能力。正如《道德经》首章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无法为人类提供终极的生命安慰与希望。现代语言同样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为了摆脱现代语言的工具陷阱并克服其意义的有限性，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中国古典思想所提供的智慧。中国的文明之道和古人智慧对于我们现代生活远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们全面驾驭并超越语言的绝妙思想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