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勇气或朝气。比如，在他的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明恩溥专门用第十一章讨论中国人缺乏生气或胆量的问题。这话表面上有道理，不过，细想之后，笔者觉得这种说法也很成问题。首先，这是个定义问题。如果勇气或朝气仅仅指豪迈张扬、雄心勃勃的个人品性，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的确比较缺乏。它是青春的、外露的甚至是炫耀的。对勇气的这种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近代西方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代起便推崇这样的特性。正如荷马史诗所一直示范的那样，战争是体现和考验这种勇气的最佳场合。中国人所具有的勇气与之不同。那是一种成熟之人所具有的冷静、坚韧和稳固的品质。它带有明智、审慎和敬畏的特质，而力图摈弃冒失、鲁莽以及单纯的胆大妄为。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支撑人们在忍耐中寻求转机和突破。在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临时，它会促动人们毫无犹豫地采取果决大胆的行动。简言之，中国人的勇气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兼顾外在的勇猛果决和内在的审慎节制，有时后一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
《道德经》对勇气有非常精彩和独到的解读。第七十三章的经文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代表着冒失地前进或行动。老子所推崇的勇气是弃绝血气、鲁莽和冲动的勇气。同一章接下来的经文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与西方人崇尚英武、勇猛的战斗精神不同，老子的勇注重克服简单的冲动和好胜之心，通过诉诸于内敛、审慎和明智的方法和路径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揭示的正是同样的道理。《道德经》特别强调要警惕和禁绝自以为是的血气之举，比如第三十章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六十四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那里，最高的勇气是节制自己的私心成见以及冒失的血气，以求顺应道。这样的勇实乃最高之勇。第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慈是合乎道的，因为慈包含了最少的私心成见，也与冒失的血气无干，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能的抉择与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更加仔细地了解和评估中国之勇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第一、中国之勇具有自发性和有机性，不是由外部强加的，也不是被动的施为。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待”之勇，也即一种能够超越外在处境限制与束缚的自由、自在、自发和有机之勇。“慈故能勇”说的就是这种自发之勇和有机之勇。这句话表明，中国之勇主要出自慈爱的本心本性，既无需外力的牵引，也能克服外在的障碍。相比之下，西方之勇更强调面对外部威胁与敌人时的胆气与力量。中国的自发之勇旨在关怀、照顾与协助，而外在之勇与仇恨、敌意和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自发之勇源自人们之间有机的情感联系。慈是自然有机生长出来的情感，是人天生的感性能力的外显，带有强大的、甚至不可阻遏的力量。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父子兄弟间的有机亲情联系最能激发出斗争的勇气，并保证高度危险状况下的相互信任。曾国藩的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比较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由湘江大地上的子弟兵组成的。这种有机的勇武传统在中国一直被传唱和称颂。《诗经·秦风·无衣》中所歌颂的袍泽之情便是最突出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更是充满了这种自发的有机之勇。比如，为反抗满清暴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鉴湖女侠秋瑾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再比如，面对日本人无耻野蛮的侵略和欺凌，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果敢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些大勇之人的动机和力量源泉都是对同胞、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正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她们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或者对敌斗争之中。顺便说一句，俗话说的“慈不掌兵”是指带兵的方法，与笔者这里论述的主旨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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