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

中国之勇是洒脱冷静的，体现出刚强与柔软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的风骨之美。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生动传神地刻画出“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神形象。从此以后，以诸葛孔明为代表的从容不迫的大将风度和大勇风骨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将风骨之勇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出身高门士族的东晋征讨大都督谢安。东晋太元八年，面对着气势汹汹地前来进犯的百万前秦军队，谢安在临战时悠然自得、镇静自若、指挥若定，仅仅凭借着八万兵力，便大败敌军。淝水之战的胜利帮助维护了此后几十年东晋的和平与安宁。 世人所仰慕的从仙风道骨中飘逸而出的勇气，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庄子的时代，《逍遥游》就已经开始赞誉“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大勇风骨。庄子接着在《齐物论》中进一步阐释道：最有勇气之人不会意气用事（“大勇不忮”）。在仙风道骨和淡泊宁静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极大勇气和胆略不是任何人都具有的高贵品质，需要“致虚极、守静笃”的修养功夫（见《道德经》第十六章）。职是之故，中国人一直都强调修身、注重心性修养。换作现代用语来说就是，中国人一直都非常注重心理建设和情绪管理。冲动或愤怒驱使的匹夫之勇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体现的是内在修养的不足和欠缺。 风骨之勇不会被一时的风尚或者潮流所裹挟。当社会条件、环境和时机不成熟时，它引导人们隐忍和克制自己，心平气和地做更多的准备和积累。风骨之勇阻止人放纵个人的想法、野心和私欲，迫使人时刻将心思意念投注在可能的目标和路径之上。风骨之勇让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不会轻言放弃，却总是想方设法取得最后的胜利或者达到预期的目标。在遇到不可避免的暂时挫败和困难时，风骨之勇让人不会自怜自艾，更不会自暴自弃，而是镇静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出发，不断提高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风骨之勇在引领人们与不幸的命运抗争时，确保他/她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希望，并保持对幸福生活的感知力和感恩之心。即便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和即刻的生死决斗，独具中国特色的风骨之勇仍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和审美吸引力，能够帮助人们活出有意义、有趣味的生命。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传统中，中国人在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过着大同小异的日子。在剔除天灾人祸的年份里，他/她们的生活总是那么普通平凡。由于技术进步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农业收成很难有令人激动不已的大突破。在年景好的时候，乡民们最大的期望也不过是多收个三五斗。这样的年复一年的平常生活养成了他/她们朴实无华的性情。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便是他/她们的生活目标和理想。 他/她们既不会期待令人耳目一新或惊奇不已的光耀成就，也不会异想天开地寻找通向极乐世界的捷径。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突然袭来之际，他/她们会勇敢面对并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克服。这时，他/她们的勇气同样是质朴无华和脚踏实地的。他/她们知道自己无法躲避命中注定的各种不幸，无法像商贾一样四处寻找谋生的机会，只能择善固执地坚守在土地上。 所有这些生命经验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但确实都在孕育和塑造某种朴实的勇气和胆识。它们一直在引导和维持一种刻苦耐劳的、有纪律约束的生活方式，培养出强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使他/她们完全摆脱脆弱易碎的虚矫状态。与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和戏剧性冲突场面不同，这样的勇气与果敢精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枝末节之处，是靠一点一滴的繁琐小事培养起来的。它不求聚光灯下的显耀名声，反倒在乎明显可见、可衡量以及可持续的成效。 这种素朴平和与讲求实际的勇敢精神让如今的我们受益良多。正是凭借着这种中国之勇，一波波华人移民先后到世界各地闯荡开拓。在举目无亲的国度里，他/她们敢于只怀揣几十美金就毅然决然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敢于把中餐馆开到世界各地每一个人群聚集的角落。正是凭借着这种中国之勇，中国内陆地区的乡民们背井离乡，勇敢地跨过家门和省界，掀起举世无匹的打工潮，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同样举世无匹的世界工厂。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中国人向来欣赏智勇双全的英雄将帅，比如宋朝抗金名将岳飞和明朝时的儒将王阳明。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所揭橥的“智仁勇”三达德将智排在最前面，这种三位一体的德行一直为后世中国人所推重。中国之勇所看重的智慧有几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智慧意味着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要有勇气和智慧直面真实的自己，既了解自身的优点和强项，更要认清并铭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一个人只有知道如何认识、约束、带领和组织自己，才能知道如何了解、带领和组织别人。一味地掩盖或者淡化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实际上是与勇气和智慧背道而驰的怯懦和猥琐。 其次，智慧之勇强调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及如何达至目标，并拥有顺势而为的时机意识。勇气不是反智的情绪冲动。每个人都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性能力，明智地审时度势，依据行动的主体、方式、动机和目标，选择适当的行动方案与突破点以及最有利的时机。在行动和决策之前，一个人在耐心地等待的同时，要有勇气和智慧去进行周到的准备，并根据形势的演变做出必要的改变。在看清趋势之后，他/她应该有勇气做出果断的决策并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在行动的过程中，勇气和智慧会带领当事人继续认真冷静地了解和观察不断变化的局势，让他/她们在与环境和形势的互动中持续提高和淬炼各种能力。 再次，智慧之勇会让人处处体现出合作的精神。一个智勇双全之人哪怕拥有再大再多的权力、能力和资源，也会尊重别人，尤其是同伴和下级，力争获得所有相关方真心的认同与合作。这样的人既有智慧识别别人的阴谋诡计，也有抵御走捷径、耍小聪明的勇气。他/她有勇气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甘愿向同伴或下级虚心请教甚至接受后者的领导。 最后，智慧之勇使人确信智性的力量和判断。在面临短期的挫折和失败时，智勇之人也仍坚守正确的长期目标和做事方式，不会因一时的名利心或情绪失控而去从事鲁莽危险的行动。智勇之人只打有准备之仗，会积极主动地提前预备和积累，并注意避免仓促起意和行事。他/她既有大胆行事的准备和方案，又能充分评估、预防和管控风险。前者是胆量、豪气和决心，后者是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计算。他/她既不会因激情与冲动而冒失行动，或因盲目乐观而缺乏风险意识，也不会因过于算计和犹豫不决而导致错失良机，甚至把拖延苟且当作无所作为的借口。他/她善于从根本处着眼，具有全局性的深远眼光和宽阔视野，具有兼听则明的勇气和智慧。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中国之勇是超越狭隘私利的正义之勇。与很多人的成见完全相反，中国人在追求正义方面有着举世无匹的光荣历史。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陈胜和吴广因不甘任由官府宰割的命运，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正义斗争，敲响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的丧钟。陈胜、吴广反抗暴政的勇气源自原始朴素的自然正义感。这种正义之勇早已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认可和尊重。司马迁将之专门记录在《史记·陈涉世家》中，以示认同和表彰。在中国此后的漫长历史中，它鼓舞了无数人起而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暴政，对专制王朝构成了道义和精神上的有效制约，迫使中国的专制体制不敢过于残忍无道。相比之下，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历史上很少有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尽管那里的封建领主对农民、佃农和农奴的压迫和剥削也很残酷无情。 在中国文明的视野中，勇气必须以正义为动机和目的。《论语·为政》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阳货》也教导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 梁惠王下》认为文王之勇和武王之勇都是为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种渴望和践行正义的勇气和胆略是中国文明能够屡仆屡起、持久不衰的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正是由于正义之勇，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中，一个柔弱的女子可以控诉和对抗整个国家机器；一群革命志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走向共和；普通市民或农民敢于孤身一人对抗强拆其房屋的警匪一家的拆迁队；一个村庄的普通农户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残暴冷血的计划生育政策。 正义之勇让人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依然有毅力坚持走正道，抵御歪门邪道或旁门左道的诱惑。在追求正义的勇者看来，他们的目标-正义-高于个人的得失与利害计算。个人的设想、规划和行动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检验，对名誉、地位、财富的追求都要屈从于正义的目标。为达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最可耻的怯懦和猥琐。为了正义，他/她们能忍受苦痛与不便，也能甘愿牺牲自己应得应享的快乐。他/她们勇敢地对强权和大人物说出真相和真理，不畏打压和迫害，以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忍受不公正的屈辱。为了正义，他/她们甚至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度地对待流俗的风言风语，对世人的误解、污蔑、造谣和中伤一笑置之。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与孤傲，而是为了能够更专注于正义的事业和行动。 正义感可以让勇者变得更加真诚可信，杜绝虚无怀疑、首鼠两端或者冷漠无情的人生态度。正义感可以赋予勇者更强的意志力。即便投机取巧之辈正获得世俗之人眼中的各种成功和好处，正义的勇者依然能够在寂寞、孤独乃至贫寒中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生命原则。正义的勇者致力于维护共同体的伦理和美德标准，永不推卸与同伴之间的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的责任。他/她们认为共同体的原则和荣誉高于狭隘的个人利益，所以愿意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和福祉而奋力拼搏。他/她们也知道，有失公正的勇敢可能会把整个共同体置于四分五裂甚至解体的危险之中。他/她们信奉“既已与人己愈多”（见《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的道理，把为公平正义献身视为丰富和成全自己生命的重要法门。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中国之勇符合中正平和的中庸之道。中国人做事不喜欢走极端。这种想法其来有自。中国古代的各种经书中都含有相关的教导。比如，《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提示要：“去甚，去奢，去泰。”再比如，《论语·子罕》说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原因是，古时候的中国人认为天道本身是中正平和的，会纠正各种极端、偏颇、失衡的状况。《尚书·大禹谟》便明确警示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也提醒道：“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极端偏狭往往是懦弱和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表现，而中正平和则是一种良善优美的生命状态。前者只需要放纵自己的情绪即可，而后者则需要极大的修养功夫。勇武者也应该以此作为衡量和约束自己的胆魄和英气的准则。《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在这方面树立了清晰的标准：“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对于战争这种可能死人无数的极端举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劝告人们要“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并且要”胜而不美”。这也是“勇于不敢则活”的更深层的含义，并不是鼓励人们苟且偷生。 本来，按照《礼记 中庸》里的说法，“极高明”才能“道中庸”。中庸这个词现在已经被庸俗化，成为没有原则、不讲是非的代名词，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美好动人的教养内涵。现在是时候恢复中庸的本来含义了。从中庸的角度看，勇气不足则表现为懦弱、苟且与猥琐，结果是过度的恐惧、担心与害怕；勇气过度则表现为轻率、鲁莽与冒昧，结果是过度的躁动不安和急不可耐。中庸之勇则能够避免怯懦和冒失这两个极端，在中正平和中体现出平衡感与分寸感。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中庸之勇可以引领人们在不确定中选择一条稳妥可行之路，在谨慎小心中充满信心地行走在人间世。 中庸之勇不刻意追求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或者紧张激烈的暴力冲突，而是坚持在庸常的生活中不懈地践行，通过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软弱疲惫和怯懦猥琐，不停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内在品性。西晋文人兼政治家刘琨在名为《 赠卢谌》的诗作中慨叹道：“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中庸之勇可以将钢铁意志熔化为侠骨柔情。刚柔并济、进退自如、能屈能伸：这些美妙的词汇所勾勒的中庸之勇能不令人神往么？！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中国人习惯于长期性和前瞻性思维，不与人较一时之长短、论一时之输赢。这样的信念与想法也支配着中国人对勇气的理解和实践。众所周知的成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便鼓励人们这样看待和运用自己的勇气。它一方面强调坚决抵制不公不义以及不屈服、不顺从的勇气。另一方面它又提示人们要忍耐以等待最好的时机和条件。这种忍耐与等待是一以贯之的，不会朝三暮四或者变化无常。在此期间，等待者可能会有挫折、沮丧和失败，但不会放弃希望和准备，也不会轻易改变行动计划。 如果说正如《荷马史诗》所描述和颂扬的那样，西方人展现勇猛精神的最佳场合是战争甚或决斗，那么中国人显示其勇气胆魄的最佳场合是人生舞台。前者就像短跑，是猛烈、急促、狂暴的，需要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对抗的激情、能量和铁血意志。后者则像长跑，在波澜不惊中持续考验着耐力、定力和心力。战争之勇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决出胜负。中国之勇将时间视为朋友，而非敌人；它着眼的是与命运的长久抗争，而非迅疾的决斗。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有枯燥无味的时段、都会经历挫折困顿、失望沮丧和怀疑彷徨，也都可能不得不面对超出预期的艰难逆境。中国之勇对稳定和持久的执着，意味着中国人不会热衷于冲动型冒险或短暂的刺激，因为他/她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超越短期收益或者苦痛的长远目标之上。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具体例证是，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普通的乡民都会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的已到结婚年龄的儿子们盖新房子。新房屋是子孙们安居乐业的场所，既开启了儿孙们的新生活，也承载着他/她们无限的希望。乡民们为了这样的目标，日夜不息地辛勤劳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将节省下来的每一份钱恭谨地储蓄起来。日积月累的节俭和积蓄最终能够让乡民们完成给子孙后代建新房子的目标。 这样的持久之勇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一代一代地接力传递下去，不断地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帮助成就了中国文明绵延不绝的伟大传奇。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中国之勇是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由慈爱而来的勇气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家庭之中。中国人的父慈子孝的伦理准则隐含着这样的意味：父母为了抚养和教育子女，必须展现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的典故中，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教养环境而勇敢地多次做出迁居的决策。在中国历史上，父母为了养育子女而操劳不休并节衣缩食的现象早就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可是，如果反观其它国家的父母，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父母种种表现的英勇本色。他/她们相信多子多福，为了更多更好地养育孩子，他/她们甘愿终身过着极端节俭清贫的生活。他/她们勤勉谨慎，将包括房子和土地在内的家产尽可能完好无损地遗传给后代，以让后人们能够过上安稳、有保障的生活。他/她们任劳任怨地抚育孩子们的孩子，视孙辈甚至曾孙辈为无价之宝，倾其所有保护、栽培、教养他/她们。他/她们为家庭和家族的繁衍生息所做出的勇敢牺牲和努力，是我们华夏后裔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族群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种珍视、涵育、保护和成全生命的勇气毫无疑问是举世无匹的，也理应得到我们后人的尊重、继承和发扬。 实际上，最能体现这种勇气的是母亲，因为生孩子是最令人尊敬也最难预料后果的勇敢之举。生孩子的过程至少需要九个多月，中间会有各种不便和风险。母亲在临产时不仅有生产之痛，而且可能会留下终身的疾病甚至因难产而失去生命。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母亲所面对的种种危险和折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同理，过去抚养新生婴儿的难度也远远高于现在，新分娩的母亲有时不得不面对新生儿夭折的残酷现实。人类文明能够延续到现在，母亲的慈爱之勇无疑是最坚韧顽强的，当然也是最值得赞美和讴歌的。难怪老子以母亲来比喻那赋予人生命和形体的无穷无尽的大道。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还从反面告诫说，舍弃慈爱、一味追求勇猛是死路一条。（“今舍慈且勇……死矣！“）“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教导同样把生命置于最可贵的地位。中国之勇以生命为基底，也以生命为目标。这与中国文明注重生生不息的大道理、大原则是贯通的。与西方以杀敌取胜作为勇敢之最重要标志和表现的观念相比，中国之勇的积极正面意义显露无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有时为人所诟病，也的确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不过，它也透露出至关重要的信息：表现在超强忍耐力之中的勇气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完成，也正面确认了生命的价值。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中国之勇不是出于意气用事的争斗，而是尊重和敬畏上天的规律和法则，以求获得生命的圆满和幸福，也即成为人生真正的赢家和胜者。庄子对此有更精彩的描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见《秋水篇》）。遵循天道之人对天地神明抱有敬畏之心，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无论困顿或通达都能保持稳定宁静的心绪，在面对艰难险阻时也毫不畏惧退缩。正如荀子在《天论篇》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自然的运行有其不可更易的规则。一个勇者在谋划和行动之前必须首先学会了解和遵循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因为任何逆天之举的结果都只能是挫败。庄子一书中多次强调的“不得已”实质是劝告人们要敬畏和顺从天道，不要乱说乱动。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想什么事全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来办。这种自我中心导致的是人的自大骄傲以及缺乏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心。人类很容易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容易陷入目空一切的躁狂，进而不知不觉地僭越和亵渎天地神明。对这些不良倾向的克服需要很大的勇气、意志和精力。中国传统之所以一再强调要修身养性，就是因为看到了外表刚猛自信实则软弱无能的内在人性缺陷。 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中，勇气显然属于内圣部分，也是其非常核心乃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庄子才以“圣人之勇”界定最高的勇气。这种遵从天道、敬畏神明的圣人之勇让人们永远保持谦卑审慎的姿态。在面对辽阔无限的大自然时，他/她们谦恭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在面对人世间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和波折时，他/她们理解自己的无奈与无能，不会无休止地抱怨，却很可能恳切地祈求祖先在天之灵和天地神明的佑护。他/她们知道，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所做事情的结局。在取得耀眼夺目的外王成就时，他/她们会真心诚意地赞美和礼拜神明并感谢祖先的恩泽；他/她们不会因此自大到认为自己英勇明智的行为是所有这一切的全部原因，反倒会虚心地认可趋势、环境甚至好运气的重要作用。对于超出自己理解和掌控的事情，他们怀着警惕戒慎之心，冷静地接受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努力理解其中的奥妙与道理，而不是无端地恐惧或者气愤不平。 圣人之勇不仅表现在自我克制以敬畏天地神明和祖先神灵之上，也要求人们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品格与德行。其中最重要的德行无过于接过祖先的接力棒，勇敢无畏地传承家族的血缘基因和优良风习，让祖先灵魂和自己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安息。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有人常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勇气或朝气。比如，在他的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明恩溥专门用第十一章讨论中国人缺乏生气或胆量的问题。这话表面上有道理，不过，细想之后，笔者觉得这种说法也很成问题。首先，这是个定义问题。如果勇气或朝气仅仅指豪迈张扬、雄心勃勃的个人品性，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的确比较缺乏。它是青春的、外露的甚至是炫耀的。对勇气的这种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近代西方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代起便推崇这样的特性。正如荷马史诗所一直示范的那样，战争是体现和考验这种勇气的最佳场合。中国人所具有的勇气与之不同。那是一种成熟之人所具有的冷静、坚韧和稳固的品质。它带有明智、审慎和敬畏的特质，而力图摈弃冒失、鲁莽以及单纯的胆大妄为。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支撑人们在忍耐中寻求转机和突破。在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临时，它会促动人们毫无犹豫地采取果决大胆的行动。简言之，中国人的勇气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兼顾外在的勇猛果决和内在的审慎节制，有时后一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 《道德经》对勇气有非常精彩和独到的解读。第七十三章的经文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代表着冒失地前进或行动。老子所推崇的勇气是弃绝血气、鲁莽和冲动的勇气。同一章接下来的经文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与西方人崇尚英武、勇猛的战斗精神不同，老子的勇注重克服简单的冲动和好胜之心，通过诉诸于内敛、审慎和明智的方法和路径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揭示的正是同样的道理。《道德经》特别强调要警惕和禁绝自以为是的血气之举，比如第三十章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六十四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那里，最高的勇气是节制自己的私心成见以及冒失的血气，以求顺应道。这样的勇实乃最高之勇。第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慈是合乎道的，因为慈包含了最少的私心成见，也与冒失的血气无干，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能的抉择与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更加仔细地了解和评估中国之勇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第一、中国之勇具有自发性和有机性，不是由外部强加的，也不是被动的施为。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待”之勇，也即一种能够超越外在处境限制与束缚的自由、自在、自发和有机之勇。“慈故能勇”说的就是这种自发之勇和有机之勇。这句话表明，中国之勇主要出自慈爱的本心本性，既无需外力的牵引，也能克服外在的障碍。相比之下，西方之勇更强调面对外部威胁与敌人时的胆气与力量。中国的自发之勇旨在关怀、照顾与协助，而外在之勇与仇恨、敌意和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自发之勇源自人们之间有机的情感联系。慈是自然有机生长出来的情感，是人天生的感性能力的外显，带有强大的、甚至不可阻遏的力量。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父子兄弟间的有机亲情联系最能激发出斗争的勇气，并保证高度危险状况下的相互信任。曾国藩的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比较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由湘江大地上的子弟兵组成的。这种有机的勇武传统在中国一直被传唱和称颂。《诗经·秦风·无衣》中所歌颂的袍泽之情便是最突出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更是充满了这种自发的有机之勇。比如，为反抗满清暴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鉴湖女侠秋瑾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再比如，面对日本人无耻野蛮的侵略和欺凌，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果敢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些大勇之人的动机和力量源泉都是对同胞、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正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她们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或者对敌斗争之中。顺便说一句，俗话说的“慈不掌兵”是指带兵的方法，与笔者这里论述的主旨并不矛盾。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中国之勇（五）：源自中正平和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中国之勇（六）：追求公道与正义的勇气 中国之勇（七）：讲究时机的智慧之勇 中国之勇（八）：源自农耕文明的质朴无华、脚踏实地的勇气 中国之勇（九）：刚强与柔软相结合的风骨之美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了。我有时会想，中文中某些带有美好象征意味的词汇以后可能会因没有现实的对应物而不再被人使用。比如，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内嵌于慈母一词中的丰富亲切的含义。传统中国虽然是男性父权社会，但中国文明的根本要义在于强调阴阳平衡。慈母作为一种文明符号与象征，是被高度推崇、欣赏和赞美的。《诗经 国风》中有一首诗叫《凯风》，就是专门歌颂辛劳的母亲的，写得非常深情感人。《道德经》更是以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当然，传统中国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存续绵延的，这一切都少不了母亲的功劳。因此，慈母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女儿、妻子和女性的普遍期待。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遇到一些虽然不识字但非常善良纯朴的母亲和老奶奶。在最近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我发现这样的女性日渐稀少，甚至包括在受官方意识形态污染最少的农村偏远地区。 毫无疑问，现在的母亲也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现代母亲的形象与传统的慈母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气韵、风格与内在精神上的不同，也即质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后果。这种文化变迁主要是现代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的结果。现代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都人为设定了很多机械僵硬的标准、要求和规范，而母性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内在生命与灵魂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显而易见的是，后者更为强大、纯粹和深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写出《凯风》那样的诗歌来讴歌它，能够充满想象力地把它比喻为道。而现在，母亲们已经习惯于不再有这样的奢望。 现代意识形态当然是现代性的产物，故而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对女性和母性的伤害尤其巨大。如此具有扭曲性的伤痛与压力必然迫使女性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实实在在是致命的，那就是相当多的女性不愿再繁衍生命。换言之，由于以工具理性和功利计算为基础的现代性压抑、遮蔽和瓦解了源自女性内在生命与灵魂的那种母性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我们人类社会正面临某种史无前例的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这股正席卷全天下的危机肇始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随后蔓延到美国和日本，然后是奋力追求现代化的东亚地区。现在，除非洲大陆和少数穆斯林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和正在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这一发展与蔓延路径与现代性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的路径大致相同。 当今天下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全球家庭和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跌破了能够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为了继续给大众提供现代性所许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欧洲国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移民以为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新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欧洲国家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在外来移民占一国人口比例比较低的时候，这种脆弱的秩序与和谐还能维系；不过，时间一长，一旦移民超过一定的人口比例，原住民的不满和抗议就会浮出水面，并且会随着移民数量的攀升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广泛，社会和政治平衡于是被打破，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内部威胁逐渐增加。现代性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问题，只能不停地推出一些无关宏旨的修补性措施。于是，问题在拖延中不断积累，直到社会和政治危机全面总爆发的那一天。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移民的包容度和同化力都非常高，可是，席卷全天下的人口危机依然让它拙于应付。与欧洲一样，美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下降到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的水平以下，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能够维持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由于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下降，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白人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美国自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大量或高端或低端的廉价劳动力，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欧洲裔移民大量涌入，以弥补美国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不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的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白人占多数和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多数美国白人对此忧心忡忡，川普的政治口号和纲领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川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充分体现出人口危机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冲击和影响。美国与欧洲面临的人口困境一样，限制移民数量以及提高孩子生育补助都只是暂时的缓解办法。简单的物质刺激政策也弥补不了现代性对西方文明内在活力的损蚀与消解。实际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白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区域。那里算得上是美国的文化中心，虽然其人口总数不高，但四所常青藤名校集中于此，包括哈佛和耶鲁。新英格兰地区白人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欧人的美国人群体，当地也是美国现代化最早和程度最深的地区。现今美国东西沿海各州都深受其政治、文化和经济观念的影响。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及其思想后裔不仅在过去很多年间主导着美国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哈佛大学、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然而，恰如他们正日渐衰老且缩减的人口所昭示的那样，他们所推崇和散播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给别的地区所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