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

中国人习惯于长期性和前瞻性思维，不与人较一时之长短、论一时之输赢。这样的信念与想法也支配着中国人对勇气的理解和实践。众所周知的成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便鼓励人们这样看待和运用自己的勇气。它一方面强调坚决抵制不公不义以及不屈服、不顺从的勇气。另一方面它又提示人们要忍耐以等待最好的时机和条件。这种忍耐与等待是一以贯之的，不会朝三暮四或者变化无常。在此期间，等待者可能会有挫折、沮丧和失败，但不会放弃希望和准备，也不会轻易改变行动计划。 如果说正如《荷马史诗》所描述和颂扬的那样，西方人展现勇猛精神的最佳场合是战争甚或决斗，那么中国人显示其勇气胆魄的最佳场合是人生舞台。前者就像短跑，是猛烈、急促、狂暴的，需要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对抗的激情、能量和铁血意志。后者则像长跑，在波澜不惊中持续考验着耐力、定力和心力。战争之勇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决出胜负。中国之勇将时间视为朋友，而非敌人；它着眼的是与命运的长久抗争，而非迅疾的决斗。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有枯燥无味的时段、都会经历挫折困顿、失望沮丧和怀疑彷徨，也都可能不得不面对超出预期的艰难逆境。中国之勇对稳定和持久的执着，意味着中国人不会热衷于冲动型冒险或短暂的刺激，因为他/她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超越短期收益或者苦痛的长远目标之上。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具体例证是，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普通的乡民都会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的已到结婚年龄的儿子们盖新房子。新房屋是子孙们安居乐业的场所，既开启了儿孙们的新生活，也承载着他/她们无限的希望。乡民们为了这样的目标，日夜不息地辛勤劳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将节省下来的每一份钱恭谨地储蓄起来。日积月累的节俭和积蓄最终能够让乡民们完成给子孙后代建新房子的目标。 这样的持久之勇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一代一代地接力传递下去，不断地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帮助成就了中国文明绵延不绝的伟大传奇。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是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由慈爱而来的勇气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家庭之中。中国人的父慈子孝的伦理准则隐含着这样的意味：父母为了抚养和教育子女，必须展现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的典故中，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教养环境而勇敢地多次做出迁居的决策。在中国历史上，父母为了养育子女而操劳不休并节衣缩食的现象早就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可是，如果反观其它国家的父母，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父母种种表现的英勇本色。他/她们相信多子多福，为了更多更好地养育孩子，他/她们甘愿终身过着极端节俭清贫的生活。他/她们勤勉谨慎，将包括房子和土地在内的家产尽可能完好无损地遗传给后代，以让后人们能够过上安稳、有保障的生活。他/她们任劳任怨地抚育孩子们的孩子，视孙辈甚至曾孙辈为无价之宝，倾其所有保护、栽培、教养他/她们。他/她们为家庭和家族的繁衍生息所做出的勇敢牺牲和努力，是我们华夏后裔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族群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种珍视、涵育、保护和成全生命的勇气毫无疑问是举世无匹的，也理应得到我们后人的尊重、继承和发扬。 实际上，最能体现这种勇气的是母亲，因为生孩子是最令人尊敬也最难预料后果的勇敢之举。生孩子的过程至少需要九个多月，中间会有各种不便和风险。母亲在临产时不仅有生产之痛，而且可能会留下终身的疾病甚至因难产而失去生命。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母亲所面对的种种危险和折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同理，过去抚养新生婴儿的难度也远远高于现在，新分娩的母亲有时不得不面对新生儿夭折的残酷现实。人类文明能够延续到现在，母亲的慈爱之勇无疑是最坚韧顽强的，当然也是最值得赞美和讴歌的。难怪老子以母亲来比喻那赋予人生命和形体的无穷无尽的大道。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还从反面告诫说，舍弃慈爱、一味追求勇猛是死路一条。（“今舍慈且勇……死矣！“）“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教导同样把生命置于最可贵的地位。中国之勇以生命为基底，也以生命为目标。这与中国文明注重生生不息的大道理、大原则是贯通的。与西方以杀敌取胜作为勇敢之最重要标志和表现的观念相比，中国之勇的积极正面意义显露无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有时为人所诟病，也的确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不过，它也透露出至关重要的信息：表现在超强忍耐力之中的勇气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完成，也正面确认了生命的价值。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中国之勇不是出于意气用事的争斗，而是尊重和敬畏上天的规律和法则，以求获得生命的圆满和幸福，也即成为人生真正的赢家和胜者。庄子对此有更精彩的描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见《秋水篇》）。遵循天道之人对天地神明抱有敬畏之心，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无论困顿或通达都能保持稳定宁静的心绪，在面对艰难险阻时也毫不畏惧退缩。正如荀子在《天论篇》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自然的运行有其不可更易的规则。一个勇者在谋划和行动之前必须首先学会了解和遵循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因为任何逆天之举的结果都只能是挫败。庄子一书中多次强调的“不得已”实质是劝告人们要敬畏和顺从天道，不要乱说乱动。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想什么事全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来办。这种自我中心导致的是人的自大骄傲以及缺乏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心。人类很容易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容易陷入目空一切的躁狂，进而不知不觉地僭越和亵渎天地神明。对这些不良倾向的克服需要很大的勇气、意志和精力。中国传统之所以一再强调要修身养性，就是因为看到了外表刚猛自信实则软弱无能的内在人性缺陷。 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中，勇气显然属于内圣部分，也是其非常核心乃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庄子才以“圣人之勇”界定最高的勇气。这种遵从天道、敬畏神明的圣人之勇让人们永远保持谦卑审慎的姿态。在面对辽阔无限的大自然时，他/她们谦恭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在面对人世间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和波折时，他/她们理解自己的无奈与无能，不会无休止地抱怨，却很可能恳切地祈求祖先在天之灵和天地神明的佑护。他/她们知道，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所做事情的结局。在取得耀眼夺目的外王成就时，他/她们会真心诚意地赞美和礼拜神明并感谢祖先的恩泽；他/她们不会因此自大到认为自己英勇明智的行为是所有这一切的全部原因，反倒会虚心地认可趋势、环境甚至好运气的重要作用。对于超出自己理解和掌控的事情，他们怀着警惕戒慎之心，冷静地接受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努力理解其中的奥妙与道理，而不是无端地恐惧或者气愤不平。 圣人之勇不仅表现在自我克制以敬畏天地神明和祖先神灵之上，也要求人们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品格与德行。其中最重要的德行无过于接过祖先的接力棒，勇敢无畏地传承家族的血缘基因和优良风习，让祖先灵魂和自己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安息。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有人常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勇气或朝气。比如，在他的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明恩溥专门用第十一章讨论中国人缺乏生气或胆量的问题。这话表面上有道理，不过，细想之后，笔者觉得这种说法也很成问题。首先，这是个定义问题。如果勇气或朝气仅仅指豪迈张扬、雄心勃勃的个人品性，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的确比较缺乏。它是青春的、外露的甚至是炫耀的。对勇气的这种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近代西方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代起便推崇这样的特性。正如荷马史诗所一直示范的那样，战争是体现和考验这种勇气的最佳场合。中国人所具有的勇气与之不同。那是一种成熟之人所具有的冷静、坚韧和稳固的品质。它带有明智、审慎和敬畏的特质，而力图摈弃冒失、鲁莽以及单纯的胆大妄为。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支撑人们在忍耐中寻求转机和突破。在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临时，它会促动人们毫无犹豫地采取果决大胆的行动。简言之，中国人的勇气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兼顾外在的勇猛果决和内在的审慎节制，有时后一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 《道德经》对勇气有非常精彩和独到的解读。第七十三章的经文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代表着冒失地前进或行动。老子所推崇的勇气是弃绝血气、鲁莽和冲动的勇气。同一章接下来的经文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与西方人崇尚英武、勇猛的战斗精神不同，老子的勇注重克服简单的冲动和好胜之心，通过诉诸于内敛、审慎和明智的方法和路径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揭示的正是同样的道理。《道德经》特别强调要警惕和禁绝自以为是的血气之举，比如第三十章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六十四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那里，最高的勇气是节制自己的私心成见以及冒失的血气，以求顺应道。这样的勇实乃最高之勇。第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慈是合乎道的，因为慈包含了最少的私心成见，也与冒失的血气无干，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能的抉择与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更加仔细地了解和评估中国之勇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第一、中国之勇具有自发性和有机性，不是由外部强加的，也不是被动的施为。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待”之勇，也即一种能够超越外在处境限制与束缚的自由、自在、自发和有机之勇。“慈故能勇”说的就是这种自发之勇和有机之勇。这句话表明，中国之勇主要出自慈爱的本心本性，既无需外力的牵引，也能克服外在的障碍。相比之下，西方之勇更强调面对外部威胁与敌人时的胆气与力量。中国的自发之勇旨在关怀、照顾与协助，而外在之勇与仇恨、敌意和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自发之勇源自人们之间有机的情感联系。慈是自然有机生长出来的情感，是人天生的感性能力的外显，带有强大的、甚至不可阻遏的力量。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父子兄弟间的有机亲情联系最能激发出斗争的勇气，并保证高度危险状况下的相互信任。曾国藩的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比较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由湘江大地上的子弟兵组成的。这种有机的勇武传统在中国一直被传唱和称颂。《诗经·秦风·无衣》中所歌颂的袍泽之情便是最突出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更是充满了这种自发的有机之勇。比如，为反抗满清暴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鉴湖女侠秋瑾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再比如，面对日本人无耻野蛮的侵略和欺凌，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果敢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些大勇之人的动机和力量源泉都是对同胞、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正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她们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或者对敌斗争之中。顺便说一句，俗话说的“慈不掌兵”是指带兵的方法，与笔者这里论述的主旨并不矛盾。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二）：遵循天道，敬畏神明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了。我有时会想，中文中某些带有美好象征意味的词汇以后可能会因没有现实的对应物而不再被人使用。比如，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内嵌于慈母一词中的丰富亲切的含义。传统中国虽然是男性父权社会，但中国文明的根本要义在于强调阴阳平衡。慈母作为一种文明符号与象征，是被高度推崇、欣赏和赞美的。《诗经 国风》中有一首诗叫《凯风》，就是专门歌颂辛劳的母亲的，写得非常深情感人。《道德经》更是以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当然，传统中国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存续绵延的，这一切都少不了母亲的功劳。因此，慈母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女儿、妻子和女性的普遍期待。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遇到一些虽然不识字但非常善良纯朴的母亲和老奶奶。在最近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我发现这样的女性日渐稀少，甚至包括在受官方意识形态污染最少的农村偏远地区。 毫无疑问，现在的母亲也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现代母亲的形象与传统的慈母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气韵、风格与内在精神上的不同，也即质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后果。这种文化变迁主要是现代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的结果。现代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都人为设定了很多机械僵硬的标准、要求和规范，而母性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内在生命与灵魂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显而易见的是，后者更为强大、纯粹和深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写出《凯风》那样的诗歌来讴歌它，能够充满想象力地把它比喻为道。而现在，母亲们已经习惯于不再有这样的奢望。 现代意识形态当然是现代性的产物，故而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对女性和母性的伤害尤其巨大。如此具有扭曲性的伤痛与压力必然迫使女性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实实在在是致命的，那就是相当多的女性不愿再繁衍生命。换言之，由于以工具理性和功利计算为基础的现代性压抑、遮蔽和瓦解了源自女性内在生命与灵魂的那种母性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我们人类社会正面临某种史无前例的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这股正席卷全天下的危机肇始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随后蔓延到美国和日本，然后是奋力追求现代化的东亚地区。现在，除非洲大陆和少数穆斯林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和正在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这一发展与蔓延路径与现代性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的路径大致相同。 当今天下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全球家庭和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跌破了能够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为了继续给大众提供现代性所许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欧洲国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移民以为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新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欧洲国家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在外来移民占一国人口比例比较低的时候，这种脆弱的秩序与和谐还能维系；不过，时间一长，一旦移民超过一定的人口比例，原住民的不满和抗议就会浮出水面，并且会随着移民数量的攀升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广泛，社会和政治平衡于是被打破，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内部威胁逐渐增加。现代性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问题，只能不停地推出一些无关宏旨的修补性措施。于是，问题在拖延中不断积累，直到社会和政治危机全面总爆发的那一天。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移民的包容度和同化力都非常高，可是，席卷全天下的人口危机依然让它拙于应付。与欧洲一样，美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下降到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的水平以下，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能够维持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由于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下降，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白人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美国自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大量或高端或低端的廉价劳动力，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欧洲裔移民大量涌入，以弥补美国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不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的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白人占多数和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多数美国白人对此忧心忡忡，川普的政治口号和纲领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川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充分体现出人口危机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冲击和影响。美国与欧洲面临的人口困境一样，限制移民数量以及提高孩子生育补助都只是暂时的缓解办法。简单的物质刺激政策也弥补不了现代性对西方文明内在活力的损蚀与消解。实际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白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区域。那里算得上是美国的文化中心，虽然其人口总数不高，但四所常青藤名校集中于此，包括哈佛和耶鲁。新英格兰地区白人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欧人的美国人群体，当地也是美国现代化最早和程度最深的地区。现今美国东西沿海各州都深受其政治、文化和经济观念的影响。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及其思想后裔不仅在过去很多年间主导着美国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哈佛大学、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然而，恰如他们正日渐衰老且缩减的人口所昭示的那样，他们所推崇和散播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给别的地区所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祝福。

具体该怎么办？《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修之于家，其德乃馀”。家庭生活需要道的指引和德性的操练，家庭是修道成德的重要场域，家庭成员可借此成就丰沛的德性。毫无疑问，这是对家庭中每个人的要求。如果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则整个家庭有机体的精神与灵性价值就无法得到充分全面的培育和彰显。家庭中的修道成德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家庭不是也不应当是孤零零的存在，它的存续和发展壮大需要与所在社区以及更广大的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基本生计（包括工作、收入和食衣住行方面的生活必需品）几乎全靠外面的世界来满足。家庭成员必须要能给社会提供某种价值，才能相应地获得社会供应和保障。在家庭中修道成德的工夫就理当包括这一功能性和实用性的层面。家庭中的成员必须要学习和具备能够造福于社会的工作技能和态度。家庭的外向性定位和功能很容易被外人所观察和了解，而且家庭在收入、住房、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表现，很容易被画上社会等级的标签。于是，社会上的成就、地位和满足感往往会成为一般家庭所追求的目标。但家庭显然不只是给外人看的，也不是用来贴贫富贵贱标签的。修道成德的工夫在应用于家庭的社会性功能和角色时有其适当的规范和限度，攀比、嫉妒、炫耀、跟风、急功近利等不健康的心态都直接有违于“丰沛的德性”，所以都应被尽力避免。我们必须明白，这一向度的修道成德工夫是服务于家庭有机体的长远健康发展和兴旺这一总目标的，并且应服从于家庭的内在建造–也即内在的修道成德–的要求。 家庭内在的修道成德重在建构家庭中的身份、精神和灵性秩序并确立其精神归属与价值取向。《易经 序卦》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是家庭的核心，分别代表其中的男性要素和女性要素。夫妇要“阴阳合德”，家庭才能兴盛繁茂，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对家庭生活的具体要求（见《易经 系辞》）。家庭中的男子要有男性的样子，女性要有女性的样子。进而言之，父亲要象父亲，母亲要象母亲，儿子要象儿子。女儿要象女儿。家庭中这些确定的身份对应着具体的责任和义务。把身份秩序确立和维系好了之后，家庭中精神和灵性秩序的建造就相对比较容易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外儒内法的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自宋代以来，女性在中国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过低。这一历史和现实问题必须尽快得到纠正，因为这根本就不符合阴阳平衡这一最核心的文明要义。上面引用的《易经 序卦》中的那段文字还提示我们，在思考家庭的精神和灵性向度时，我们要有恢宏的视野，要注意到天地万物是家庭所由生的源头，更要努力认清和践行天地万物背后的那个无所不在的道。另一方面，我们是先祖先妣之血脉在当下历史时空中的赓续，我们既要感谢他们的生养之恩，也有责任寻找忠实可靠的配偶，尽早组建家庭并多多生育孩子，让家庭有机体不断地绵延和扩展。家庭最重要的目的与功用就在于繁衍和养育子女。自从人类有了家庭之后，不管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境况如何，家庭中的父母与其他长辈都在通过各种正规或不正规的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家庭教育是家庭内在的修道成德事业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鉴于其极端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单独仔细地谈一谈家庭教育问题。 首先，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阐述、学习和实践健康合理的家庭观念，并努力使家庭认同成为孩子身份认同的核心和根本。在日益冷漠僵化且残酷无情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家庭已经成为每个人最后的情感、精神与心灵寄托所在，也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不幸的是，家庭已成为目前正泛滥的各种“新潮”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打击对象。对于本来就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家庭来说，这最新的风潮和攻击很像是即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因为它所追求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自主，而是对对家庭的重新定义、对社会的激进重构以及对孩子灵魂的无情争夺。正如前文所反复强调的，家庭作为人之根基与归宿的意义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家庭的健康和完善程度是一个文明能否健康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让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受益良多，也让中国文明一直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它悠久绵长的历史与举世无匹的活力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在做家庭教育时，一定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从微观上讲，家庭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当今的文化多元和价值歧异的时代必然会导致各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混乱，很多人因此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成为被各种“流行”思潮俘虏的精神奴隶。对中国式家庭的坚定有力的认同可以让孩子们避免这样的不幸命运。从宏观上讲，在中共极权统治和现代工具理性把中国文明推向毁灭的边缘之际，中国家庭是文明承续与主体性重建的最重要、最合适的场域，家庭教育对于维系孤悬一线的中国文明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把它做好。 现代家庭的挑战（一）：危机的成因 现代家庭的挑战（二）：坚守被历史所证明的传统家庭观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拉塞尔·柯克，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便不可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如此大、影响如此深远的成就。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克正是凭借他的出版于1953年的成名作《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不仅在1950年代便开启了美国现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此后也持续不断地为这一运动提供思想和观念的灵感，让它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柯克的先知性思想和无与伦比的才华让他有了一人成军的赫赫威势，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美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座罕有其匹的高峰。直至今日，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偏保守的国家，其中柯克先生的思想贡献，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可是，八年前的我对于这位当代美国首屈一指的天才式思想家（在该书初次面世的那一年，柯克年仅三十五岁）仍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在2011年移居美国后才初次接触到他的作品的。我至今尚能清楚地记得在初读这部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双重震撼。第一重震撼是书本身带给我的。首先，从内容格局上看，《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有一种广博深邃的文明视角和高贵典雅的文明抱负，厚重质朴中透出发自内心的温情善意和普世大爱。不难看出，作者怀有悲天悯人的文明胸襟，于博大深刻中不动声色地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在本书中以永恒真理和现实人性为支点，以18世纪晚期以来的现代历史为参照，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为后人提供富有智慧的思想和行动建议。一言以蔽之，这是带着生命气息的思想，而非冷冰冰的基于所谓的客观理性的知识；这也是带给人文明的盼望与希冀的思想，而非让人绝望或无力的知识。其次，从论述风格上讲，作者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将他的闪耀着理性和灵性之光的真知灼见娓娓道来，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亲切随和的文风与无处不在的文明情怀相得益彰，也许，这种文风最适合表达作者最为在意的那种宗教情感和习俗性生活经验。笔者推想，柯克先生是在有意识地以谦卑的态度阐述、升华、传播、分享一种高贵的文明理想。非常让笔者感到振奋的是，这种风格与中国人注重情感和实际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不同于很多思想类作品的诘屈聱牙和故弄玄虚。再次，从语言技巧上说，书中既有严谨慎重的逻辑推演，也有优美畅快的平铺直叙，更有充满想象力的诗意表达，语言优美文雅却没有华而不实的虚浮。这种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书中交替出现，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交织融合成一曲既冷静从容又热情澎湃的超长的交响乐。内容、风格和语言这三个方面都如此出色同时又相互增光添彩的佳作，实在太少见了，所以，笔者被深深地震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乎，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八个字。对笔者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阅读体验。 笔者感受到的第二重震撼是，自己对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竟然如此无知，对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了解居然如此浅薄。在阅读本书之前，笔者自以为对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理念和政策有所了解，可是，看完此书之后才明白，以前的那种理解过于粗鄙简陋，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狭隘偏颇。换句话说，以前的口号式理解可能适于轻率地在政治上选边站队，与政治思想和见识无关，更与文明意识和永恒真理无关。质言之，书中所阐释的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哲学，更是一种关乎文明本身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保守主义的视野远远超出政治，柯克先生在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是道德问题，也即与永恒真理息息相关的文明问题。因此，文明才是保守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思想主题，而政治是文明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是从文明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的。虽然政治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文明有重大的影响，但文明必须高于政治，而不能相反。人类只有拥抱基于永恒真理的文明与道德，才可能有资格享受秩序、正义与自由，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不义和强制。如此一来，人们才可能活在希望之中，每个人内在的生命之花才可能充分地绽放，社会才可能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仁爱有序的共同体。就这样，在书中所呈现的广阔的视野，诗性的洞见，理性的澄明以及信仰的质朴面前，我思想情感上的粗鄙、肤浅、庸俗和自以为是统统现出了原形。 因此，《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改变了我，不，它提升了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是，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身上的文明传统或“基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会想起爷爷在我儿时对我的基于传统伦理的谆谆教导，想起一生遭逢无数磨难却不改善良质朴宽厚本色的父亲，想起我在其中长大成人的河南信阳毗邻安徽的一个有各种矛盾冲突和传统陋习却仍大体上充满温情和敬畏感的习俗性社会。无论是爷爷的谆谆教诲，还是父亲的人格榜样，抑或故乡的偏远闭塞却非常具有人情味的农村习俗性共同体，都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的结晶，都部分地体现了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真理，也都值得作为继承人的笔者去回味、珍惜与呵护。正如本书作者最为推崇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言，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死人、活人与未出生之人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不管我们出于何种原因武断地割裂这种灵性与社会的永恒联系，文明便陷入了险境，我们的后人将很可能生活在文明的废墟之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便没有了依托。 于是，一方面基于对这本书所展现的文明高度与文明力量的倾慕，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自己成长环境中的那些文明要素表达敬意，笔者决定动手翻译这部作品。 总起来说，这是一部论辩色彩极浓的书。正如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伯克所预言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富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自此以后，各种追求新花样的创新思潮不断地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挑战作为西方文明之根基的宗教道德体系。职是之故，具有文明守护意识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起而回应法国革命以来的种种新思潮、新花样和新挑战。这本书就是对从1789年到本书初版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的思想论辩的提炼、总结、升华和扩展。正如本书作者在第一章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保守主义主要应对的是这六大思潮：“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休谟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盟友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这六大思潮都属于积极要求变革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激进思潮。柯克先生是如此概括除达尔文主义科学信仰之外的这些思潮在五个方面的相似性的：它们都认可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也即认可人有变为神的潜力，否认人的罪性；它们都反对基督教的传统，摈弃先人的智慧，否认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它们都一方面追求政治上的均等化，蔑视基于自然差异的秩序，另一方又都推崇中央集权；它们都鼓吹经济上的均等化，质疑财产权，尤其敌视土地财产权利的拥有者；它们都不认同伯克的国家观，因为伯克视国家为”道德实体，一个联结死人、活人和未出生者的精神联盟。” 上述激进思潮虽然历史渊源、立场、角度和诉求各异，但它们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也还各有其继承人和支持力量。为建设性地回应这些思潮以及它们各自的诉求，柯克先生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六项核心准则： 首先，“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这种神圣意志既规定了人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人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紧密相联的，要想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神圣意志或者天命天意是人的道德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为“狭隘的理性…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合宜的政治是在现实生活中将被如此理解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付诸实践的艺术。 其次，“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绝大多数传统的生活方式既不“落后”，也不迷信愚昧，而是有着鲜活生命力和“愉快的趣味”的生命实践。而且传统生活基于各地的历史经验和习俗，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所以“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世界是有秩序的，保持道德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有序状态是文明存续的前提。这些秩序都建立在人的自然差异之上，追求平等的秩序最终要么陷入暴政的泥潭，要么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 第四，保守主义注重对财产权的保护，认为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石，没有了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便不复存在。作者在书中特意指出，“伯克之后的保守主义从洛克的全部观念中继承下来的只有这一点：政府源自保护财产权的需要。”而且私人财产权会促进文明社会的良性竞争，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 第五，保守主义认为传统习惯具有约束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与欲望的功能，因此是文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相比于现代的理性计算，传统的习俗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净化作用，因为习俗中凝结了无数代前辈的生命体验和智慧。 最后，保守主义反对不停地追求创新改革。社会是精妙复杂的文明体系，其中既蕴藏着先人们的智慧，更有美好的神圣天意。大幅改变社会往往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保守主义不排斥变化本身，因为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 柯克先生正是以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原则为经，以它反对的各式各样的激进思潮及其变种为纬，通过本书所选择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描绘出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书中的历史人物都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出身、性格和背景，但正如作者所说，“保守主义者从伯克那里继承了一种才干–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因此，书中的各个人物都有针对自己处境和问题的精辟独到的思考分析，也都有让人击节赞叹的洞见和思想火花。这些更加细微和具体的论述让上面所罗列的保守主义原则丰满充实起来。保守主义者的处境化思考方式体现出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审慎的权宜之计的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它虽坚持原则，但不将原则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方式，保守主义才得以在历史的流变中保持充沛的应变力和竞争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一波波变革潮流的冲击下，始终不忘那永恒不变的道德真理。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保守主义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锚定在那永恒的真理之上，它才能抵御住历史和人性的狂风巨浪的冲击，成为文明的最有力的辩护者，维系者和扩展者。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在预言并期待保守主义的复兴时，着重谈了美国的角色和作用。在本书初版时的1953年，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延续提升人类文明的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它的肩上。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柯克从美国的这种文明使命中感受到的不是虚荣和骄傲，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忧患意识。他明确指出了美国的两种可能的角色选择：“作为一种毁灭性力量的美国与作为文明守护者的美国。”事实上，这种宏大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正是柯克作品能够说服人和打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应成为我们学习和理解保守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现代世界的格局大体上是英美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奠定的。英美保守主义最让人钦佩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指出了现代世界格局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以解决缓和这些矛盾和问题作为自己思想的宗旨和目的。本书所体现的思想活力、文明自觉意识和内在的担当精神恰恰是英美能够主导现代世界秩序的最根本的基础。亲身经历过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柯克先生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健康有力的文明意识，现代世界不仅会提供丰裕的物质和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能导致毁灭人类和地球的战争。 保守主义不仅着力于避免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毁灭性冲突，而且非常关注现代性对人本身的冲击和伤害。因此，研习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最大益处也许不在于找到一条迅速成功的道路，而在于理解文明的内涵以及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丰富性。柯克先生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强调，尤其需要警惕现代社会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他在书中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警告说：“它【物质主义】不会败坏但会弱化灵魂，并无声无息地扭曲行为的动机。”然后作者自己评论说，“这种沉湎于有限世界的做法会极大地遮蔽对无限世界的任何感知；由于漠视灵性力量的存在，人不再是真正的人。”这是保守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为深刻的批评和警示之一。保守主义所忧虑的是，现代性本身可能成为通向奴役之路，因为在现代的机器化、信息化生产与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在过于强调物质欲望和自我满足的现代思想的助推下，人们可能会变成一个个失去灵魂和道德依归的原子化个体。这些个体除了满足自己当下的物质欲望外，对先人和后人不再有任何责任，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真正的人（也即富有道德、灵性和理性的人）最终会消失，文明将不复存在。究其原因，很多人推崇的现代化与人类几千年的宗教、道德和文明传统割裂，蔑视人类的集体文明智慧，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看似生机勃勃，实则一直在为自己的败亡甚至文明的消亡添砖加瓦。在这样的关头，人类文明的存续需要保守主义的复兴。人类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与先人和后人永远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保守主义强调永恒之物，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极力反对把现代与传统对立并截然两分的做法。 鉴于此，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文明的真善美以及高洁脱俗的气质和品味。不过，以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主义所保守的那些特质的产物，因为正是这些高洁脱俗的文化思想体系才使得资本主义赖以发展壮大的科技创新、现代管理、法治秩序、信用体系成为可能。这种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因而能创造出巨量的财富，并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联袂而至。资本主义与民主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和意识形态体系又威胁到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与品味。这就是西方世界现代很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冲突的来源。因此，保守主义在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有非常明显的内在张力。比如，保守主义强调财产权和富有德性的领袖阶层的重要意义，却同时又要照顾民众，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反对过度甚至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对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保持警惕，却又只能暂时寄身于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保守主义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却又要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辩护；保守主义强调竞争对社会活力的重要性，却又非常警惕缺乏文明意识的财阀或富豪。这些两难并非是由于保守主义立场不坚定。恰恰相反，它们正体现了保守主义对待自己思想的谦卑态度，因为保守主义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承认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多样性，以及权宜之计和审慎的重要性，反对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化、格式化或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的原则被应用于极其复杂且变动不居的处境中，难免会得出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结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种思想上的谦卑反映了保守主义对人性两难的认知，以及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认知，也促使他们非常敬重宗教与习俗。其中的原因是，千百年来，宗教信仰和习俗在应对人的现实问题时需要不停地面对这种人性的两难和理性的有限性，在此过程中沉淀了有时不易为人察觉的那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集体智慧。因此，它们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存储器，是连接现实与永恒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与灵性的载体，是让处于急速变革时代的现代人依然能够拥抱意义、价值、爱与希望的无比珍贵的文明遗产。...

现代家庭危机对华人所造成的困扰与冲击特别严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传统上，华人特别注重家庭的存续、和睦、绵延乃至兴旺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逃避、憎恨家庭。我们似乎能窥见某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功利、僵硬与冰冷的现代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模式下，渺小、孤立和无助的原子化个人只能被动地听命、顺从和适应，个人的生命力和德性品质无法获得独立性，更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组建、维系与扩大家庭所需要的一系列个人与社会条件都逐渐恶化，随着家庭所具有的物质、精神、伦理和灵性庇护功能日渐衰落，个人会更加感到渺小、孤独和缺乏希望，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机制也会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具有压抑性，家庭的价值和意义更进一步缩小。这个恶性循环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便是人口不断地且加速地下降。家庭失去最根本的再生产能力，个人、家庭和社会间的恶性循环也看不到解决的任何希望。 那么，作为不愿随波逐流的个体，我们又该怎么办？我想，在面对如滔天巨浪般袭来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潮流时，我们首先必须要站稳脚跟，检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与文化立场，确立并坚持能够抵御时代风浪的家庭之道。这就需要非常深入细致地理解中国的家庭观念及其背后坚实丰厚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基础。从最基本的观念层次上讲，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宇宙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传统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由可以随意分割的一个个独立原子构成。相应地，中国人的家庭也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父母与兄弟姐妹、祖父母、子女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既是身体的、物质的，也是情感的、精神的、灵性的。比如，在《易经 说卦传》中，八卦中的乾坤两卦被解释为父母，其它六卦则分别代表儿子或女儿。八卦本身构成完整统一的宇宙有机体，而八人家庭则被类比为同样的有机统一体。《道德经》以家庭中的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也即《国风》中的《关雎》这首诗，是讲述婚礼的。婚礼当然是家庭的开始，这样的安排凸显了家庭在宇宙与社会有机体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与重要功能。《中庸》所主张人的“赞天地之化育”的作用，也体现在家庭的生育、养育与抚育功能之上。中国人慎终追远，对先人和后代都负有特别的责任，也投入相当的情感。同时，中国人祖先祭祀所内含的灵魂观注重整体的连续性，大大不同于新教的灵魂观，不会出现有人升入天堂、有人下地狱的情况。总之，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是有机整体式的。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一直都是中国大陆内外华人家庭观念的主流，也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社会稳定性和文化凝聚力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有现代社会在诸多层面上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很多华人家庭还在继续坚持着从先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有机的家庭观。一般来说，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需要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自我成就以及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人是精神性与灵性的存在，希望后代能够不断地繁衍生息，以延续自己的血脉，并借此让精神与灵魂能够获得永恒的安顿与慰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家长们更加注重他们人生意义的第二个面向，所以华人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孩子转的。纵然这里面有不少功利性与实用性的目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各个社会阶层与处境中的华人家长通常都会把最诚挚动人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都普遍渴望从孩子的成就与事功中获得精神性的安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最朴实平凡的华人家庭也往往展现和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气质与价值。这种动人的家庭图景的源头和根据便是从中国文明创制之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念。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式微以及西方各式现代观念的压倒性影响，华人传统家庭观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正当性很少被从学理和思想的高度加以论证，也很少有华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家庭观对他们生命的重大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更少人主动地、理直气壮地主张和推广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滋育着他们生命的家庭观念。相反，如前所述，在各种现代观念与短期物质利益的刺激与引导下，有些人开始完全放弃乃至背叛传统的家庭观，尽管他们很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他们所抛弃的究竟是什么。在如此混乱矛盾且变动不居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艰巨却光荣的任务。我们不仅要能够清楚地说明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立场，而且也必须要说服自己的孩子们相信，父母想要传递给他们的不是古老过时甚至已经开始衰亡的观念与想法，而是带有永恒的美好盼望并充满无限活力的生命愿景。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家庭必然是注重传承和权威的。同时，中国式家庭本身具有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因为中国的家庭作为一个情感、精神与灵性的共同体，肯定会鼓励和支持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成长，也为个体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我发展空间。我们在拥抱和坚守传统家庭观的同时，也主动地且有选择地向现代社会敞开，让古老的价值观能够在新的时代脉动中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所以，罗列出现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考验，并不是为了让人完全回归到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社会。首先，这是不可行、不合理的，时代和历史已经演变成现代的样貌，人为地逆转历史进程是愚蠢之举。其次，现代文明的确有很多好的面向，人们在对它已经与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保持警惕的同时，应当充分欢迎和吸收它所提供的积极正面的东西。同理，中国人坚持自己的家庭观与家庭教育观念，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理性主义或者个体的自主性，因为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确实创造和发展出现代的很多美好的事物、制度与价值观，应当得到相应的认可与支持。其中的关键在于维系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在家庭生活中要协调好感性与理性、权威与自由的各自角色和地位，学会在利用西方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观念的同时，保持家庭情感、精神与灵性共同体的健康与完整。换言之，我们需要致力于一个双重的目标：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诱惑下，保持家庭的有机整体性和正当功能与意义，同时赋予家庭生活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免它变得过于僵化和不合时宜。家庭有机体虽然很小，但它五脏俱全。维系这样的动态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如何艰难，现代的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此一难题。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一）：危机的成因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直到1930年代，明恩溥的论述主导英语世界对中国人观感的情况才开始发生显著改变。1931年，曾为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赛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该书以赛珍珠此前在安徽农村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乡村生活为基础，描写了安徽贫苦农民夫妇王龙和阿蓝各种苦难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勤俭努力而发家的故事。多年前我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撼。书中两处冷静直白且详尽细腻的描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一处是王龙所在的乡村世界因饥荒而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另一处是本为地主家奴才的女主角阿蓝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的令人紧张得冒汗的险情。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困难挫折，王龙和阿蓝夫妇都靠着默默的坚持和不知疲倦的苦斗一一克服。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与王龙和阿蓝所代表的朴实无华的乡土社会和大地田园相映成趣，真实活波、深刻感人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超乎寻常、几乎举世无匹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大地》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被改编成百老汇剧，1936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后来再于1938年帮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和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由此大幅改观。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恩溥的位置，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人品格与特质的最重要的代言者。 在20世纪上半叶，除赛珍珠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性看法以及中国人自我认知的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部分是为了回应明恩溥对中国人品格、个性与文化的评论，辜鸿铭于1914年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系列论文，此年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英文书名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温良（gentle），大肆赞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美德。林语堂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翻译为《吾国吾民》）是应赛珍珠的建议写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林氏的作品对中国人的品格有褒有贬，强调中国人的温顺、忍耐、冷漠、老于世故、和为贵、知足和保守等特征，不过， 林氏著作的总基调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且伟大的，体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意识。在赛珍珠的大力推荐之下，林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进一步深化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品性的全面了解。辜氏和林氏的这两本书后来又分别都翻译为中文出版，当然也随之掀起一股中国人认识或反省自己的热潮。 这些有关中国人品性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观察之上。明恩溥和赛珍珠以不同的文体和风格直接刻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特质与个性。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作品虽然更像是一般的文化评论，其解说和谈论的对象却也都是中国乡土社会上至官僚士绅下至一般农夫的各色人物。在笔者看来，在这四位的作品中，赛珍珠的小说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召力，能够直击读者的灵魂。赛珍珠对阿蓝的描写尤其精彩，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同村的那些最不起眼或者最不幸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依然不屈不挠地担负起妻子、母亲和女儿的神圣职责，在忍辱负重中拼尽全力为家庭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转机。正如我在“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一文中谈论中国农民时所说，他/她们“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窝囊委屈的。可是，我们如果把之前所有世代的先辈们加在一起，就会感到相当震惊并肃然起敬：连续几千年的生命链条是如此地坚韧有力，其中凝结着怎样的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史？！又成全了何等不绝如缕、永不言败的盼望？！他/她们作为个体是卑微柔弱的，群体的他/她们则配得最高的赞誉和讴歌。”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就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我认为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就揭示中国人内在的品性而言，至少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我还没有看到近现代哪个中国作家或文化评论家能够写出达到《大地》水准的作品。赛珍珠以及明恩溥的眼光是非常锐利且深邃的，他/她们都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西方文明最为推崇的人物是荷马史诗所描绘和颂扬的战争英雄，这些贵族英雄们以其勇敢无畏的开拓性、冒险性举动成为后世西方人模仿的楷模。这些英雄情结一直弥漫于古罗马的征服行动和后来的西欧封建贵族体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人的品格与个性。中国自宋代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自耕农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主干。自耕农的品格与个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品格与个性。赛珍珠和明恩溥作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中国人品格与个性的若干重要侧面，也许与美国本身没有贵族传统以及美国深厚的大陆农耕文化背景有关。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0%，...

在信息爆炸和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阅读仍然是自我教养的必要一环。问题在于读什么以及如何读。我们既需要阅读专业文章和书籍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谋生技能，也要不时参考如何维修马桶或者安装家具的实用手册以丰富自己的生活技能，阅读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和时评也不失为一种获取信息或者休息消遣的方式，朋友圈中亲朋好友的兴之所至的叙事或抒情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些阅读都有益于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也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日常习惯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教养则需要扩大阅读范围并提升阅读质量，其中好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在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图书市场中选择好书，对很多人是一个挑战。尽管我读书不算多，多年的读书经验告诉我，能够真正给个人的眼界、品格、教养和生命带来莫大好处甚至根本性转变的书不超过十本。这样的书当然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应该放在我们书房或书橱中最显要的位置，以供时常翻阅。在确定这十本个人性经典著作之前，每个人都有一个经由广泛阅读的摸索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广泛阅读也是相对的，最好也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因为现在的图书太多了，没有人能够通读所有高质量的图书。 我个人的选择偏好是，近代以降的历史可以读现代人写的，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书读宋朝以前或晚清民国初年的人写的，美国人的书读1980年代以前写的，欧洲人的书读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文艺复兴到二战之前的人写的。在喧闹忙碌的现代社会，在自媒体、短视频铺天盖地袭来的技术大潮面前，能够沉下心读好书，既是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成效和体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读中国古人写的那些传世之作才能给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带来一束强光，照亮感性、智性和灵性生命最幽深奇妙之处。无论是古奥雅驯的《诗经》、《书经》和《易经》，还是饱含生命智慧的老庄孔孟思想，抑或能够抚平安慰我们心绪的唐诗宋词，它们都是凝结着古人心血的生命之作，其中流淌着他/她们纯净坚贞且势不可挡的生命意念和盼望。 在心浮气躁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仔细专注的沉浸式阅读和理解，才能领会和体验到隐藏在经典作品语言中的活波跃动的生命气息。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诗作《和董传留别》中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经典阅读之于我们教养和生命力的意义和作用而言，这句诗堪称最恰切公允的总结。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