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引用太多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周围人群所在家庭的状况，简单了解一下一般年轻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再参考一下中国各大城市惊人地萎缩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家庭正处于解体的危机之中。从根本上说，过去几千年来作为普通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重要根基的家庭，正在四个层面上面临着的非常严重的冲击。 首先，在现代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家庭被工具化，而其作为人之根基与归宿的恒久性和神圣性意义被大幅稀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完全不存在了。家庭成为个人实现其功利目的和/或”幸福“的手段，对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被应用于婚恋嫁娶的各个环节。如果家庭无法达成夫妻双方的功利目的，那它就成了个人生活的障碍，拆散重组就是合符“理性”的选择。由于父母双方都无法诚恳地敬重自己的家族及其历史，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家庭传承。父母的所有说教都指向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功利算计，孩子们从情感上、精神上与灵性上失去了对家庭共同体的深度认可与理解，更谈不上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眷恋和感恩。这种家庭背景下的孩子在长大成人组建自己的家庭时，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家庭的衰落和解体因此就难免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其次，现代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利于家庭的。与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耕社会不同，现代生活方式是日趋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鼓励和刺激每一个个体的物质欲望，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每个人最优先关注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由于现代专业化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高效与便捷，人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大幅社会化，家庭对于一个人生计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远远超过古人想象的物质上的便利、舒适和丰饶，同时还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穷以及饥饿的困扰，而且旅游、娱乐和休闲方式也越来越多。每一个人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很多自由的选择。这种种让人暂时获得快乐的活动也是有机会成本的，因为被外面世界所诱惑必然会让人失去与家人发展和维系深度亲密关系的时间和机会。于是，家庭的情感性和精神性功能也跟着越来越萎缩。 同时，外面的诱惑不是免费的，倒很可能是精准设计出来以瞄准人们的钱袋子的，当人们把日常收入花费在看似精彩的外面世界之后，供养家庭的能力便会跟着下降，于是人们就会感觉养育小孩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理性”的人们于是就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家庭的数量与规模也就江河日下了。非常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城市确实不适合养育孩子。非洲有一则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整村人的努力。传统中国也同样如此，乡村的孩子都是在很多亲戚邻居的帮忙下长大的。现代城市社区里的人差不多都是陌生人，对别人家的孩子可能都不太认识，更谈不上帮忙。城市里的房子普遍比较小，而且住宅小区都被高度规划利用，实际上无论是房子还是小区都不适合小孩子们的随性活动。另外，城市小区里的孩子们接触和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不多，所谓的学习成长都是书本型或才艺型的，手工实践与实际生活能力的培养都不足。毫无疑问，这些状况对孩子们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也都会影响家庭生活的品质和吸引力。 再次，现代生产方式也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很多工作，尤其是收入高且相对体面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前期教育和训练。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对这些工作趋之若鹜，为此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很多时候还要费力地考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他们组建家庭的时间就被迫不断往后推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从事类似的工作，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去参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此一来，他们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都无法负担起抚养多个孩子的重任，只生一个小孩的三人家庭就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工厂流水线、店铺网点或者写字楼隔间，现代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完全分隔的。为了继续工作，生完孩子后的女性只能把抚养照顾幼儿的工作要么外包给社会。对于幼儿和妈妈的身心健康来说，这都不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中国乡村里曾经出现的大规模的留守儿童，更是畸形的户籍和劳动制度的不幸产物。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高效经济体系中，员工出差和加班在很多行业是家常便饭，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的人事管理制度以效率的名义对员工造成很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很多人为了工作而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另外，现代职场或明或暗地盛行的年龄、性别和身份歧视等也直接或间接对家庭的组建和维系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产生与运行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家庭观是冲突的。西方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新教革命推动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其中前两者都基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原子构成的，也由此认为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个人构成的。而且宇宙和社会都是按照机械式原则运行的。相比于传统的天主教，新教革命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也即每个人的灵魂得救与否与父母家人没有什么关系。理性主义的独立原子论思想从肉体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机械性个人主义的存在，而新教神学则从精神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作为启蒙运动大潮中涌现的新教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推崇个人主义的国家。毋庸置疑，这种滥觞于欧洲、并集大成于美国的双重个人主义是推动现代世界形成、发展与运作的最为重要的根本动力之一，当然也是现代世界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思想与观念基础，并对所有已经完成或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造成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然而，正如中国古圣先贤所教导的那样，万事都物极必反。这种个人主义以及奠基于其上的自我抉择、自我成就和自我中心，正是当今美国、西方社会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个体、家庭、社会层面出现全面的精神文化危机的重要因由。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意义、婚姻家庭和家族的解体、社会机器的冷酷无情、道德体系的瓦解、各种稀奇古怪与不可思议的现象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现代个人性、机械式社会的深层危机。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工具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给中国家庭造成了最深的伤害，因为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扭曲了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整体家庭观。中国的家庭关系、结构和功能普遍遭到严重的扭曲，家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活泼自然的生机，而且成为压迫性与强制性关系的牢笼。有些家庭里只有赤裸裸的占有、主宰与支配关系，只有僵硬与死气沉沉的等级划分。实际上，在那里，真正的家庭已经死亡了。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二）：坚守被历史所证明的传统家庭观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张大军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之道。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品格即命运”的主张有明显的近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思想、人格与德性素质会影响和决定其外在的表现、作为和成就。两者也都相信，家庭背景、外在环境、教育质量以及生活经验在塑造品格与德性的过程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修身与西方的品格培养都要奠基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这里的个性是指个人的特性，比如高矮胖瘦、肤色性格、智商情商等与生俱来的个人属性。不管一名矮个男子的修养或品格如何，他都无法成为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的高手，同理，一个内向之上无论多么富有德性也不可能在民粹化的喧闹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或明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锻造自己的修养、品格或德性，必须以其天然的禀赋和属性为基础。 所以，《礼记 中庸》在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大意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顺从本性就是遵循道，而培养遵循道的能力便是教化。我们的教养、德性和品格离不开中国文明之道。中国古代包括《中庸》在内的有关修身和德性的教导的确非常富有洞见和智慧。只不过，在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在专制封闭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对自身思想和文化传统的解读和运用日益狭隘、肤浅、僵化和偏执。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仅钦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经典文献体系，还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官方的标准。久而久之，对于赋予中国文明深邃、博大、光明、高贵和厚重等品质的那些精神和思想要素，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系统、周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对修身和德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不知道如何审视和提升自己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看法越发轻浮乖谬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越来越感到陌生和不解之际，西方人开始闯入中国文明的世界。除商人外，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另一支开路先锋是传教士。与只看重经济利益和机会的商人群体不同，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怀揣着非常多的西方文化信念，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品格即命运”的信念。为了传教事业，他/她们也会关注和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品性。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一直在天津、山东和河北传教。在此期间，他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山东通讯员，连续多年在该报纸上刊发自己对中国人（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农民阶层）的看法。1894年，这些英文文章被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书名分别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本文将以《中国人的特性》作为中文书名。全书共有二十七章，除最后一章外，每章都集中描述和评论中国人的某一种品格、个性、态度、习惯或价值信念。第一到四章的主题依次是面子、节俭、勤奋和礼貌，第五到九章的主题是：没有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容易产生误解、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灵活与死板。第十到十五章分别聚焦于混沌模糊的思维习惯、缺少胆量、蔑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性格保守和无视舒服和便利。第十六到二十一章的题目涉及体能、耐心与坚持、满意与快乐、孝顺、仁爱精神和缺乏同情心。最后，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则讨论社会纠纷、相互担责与守法情况、相互猜疑、缺乏诚意以及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从各章的主题词中明显看出，明恩溥不时对中国人的修养德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辛辣的批评和指责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1930年之前，它一直是英语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不少中肯之言和真知灼见，不过它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文化的信心，甚至带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反思和批评。以尖酸刻薄批评中国人“国民性”而闻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据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版，在临终前还敦促将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反省和改进自己的一面镜子。曾经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中文世界的作家柏杨也从明恩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和灵感。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地区，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仍然将此书视为他/她们了解和认识自己同胞和先祖的宝典，甚至欣然自得地将明恩溥捧为“辱华鼻祖”，乐滋滋地模仿他嘲弄和侮辱自己的同胞和先人。 明恩溥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批判羞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最终本意，只不过他的某些观察和看法被中国的激进分子利用了。即便如此，将明恩溥视为开创了批评中国“国民性”之思潮的西方人可能也不算太过。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度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和竞争思潮甚嚣尘上，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出格之处。那些热衷于批判“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现在有些西方的汉学家认为该书中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 相关阅读： 品格决定命运，个性成全自我（二）：中国式品格的力量和价值
良好的话语能力应该是双向的：一个人不仅要当好的话语输出方，也要以真诚包容、谦虚豁达的态度接受话语的输入。虚怀若谷和从谏如流等成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听取和接纳不同声音及意见的胸怀和做法。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特别崇尚聆听和倾听的能力。婴孩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需要听父母家人说话，这样才能自己学会说话，因此听的能力是最优先的。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排序自有其实用且深刻的道理。听不仅是基础的语言能力，它还包含更强、更好的能力。聪明一词的完整含义是耳聪目明。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耳朵对人的觉察力和理解力的重要性不低于甚至高于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喻示的机智、灵活和敏锐是世人推崇的个人能力。在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来交流沟通，因此自然而然就特别注重耳朵的功能和作用。他们通过仔细辨别风声、雨声和雷声来感知和预测天象、气候和四季的变化，他们在布谷鸟的叫声中迎接春天的到来，他们在家畜家禽的叫声中理解它们的生理需要。他们懂得听话听音的道理，也知道以假装听不见的方式避免很多的尴尬和争执。 所有这些生活实践都有助于锻造出古人强大的听觉能力。于是，他们通过听力来触动和激发内心诚挚的情感和精神追求，因而广泛喜欢上民间歌曲。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源自当时中国各地的民歌，而且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是在一唱一和的雎鸠声中开始的。流风所及，当代的中国人也喜欢收听流行歌曲。犹记得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我和二姐试图用简陋的收音机收听港台的所谓靡靡之音。由于我们在远离港台的内陆地区，收音机的收听效果不好，时断时续，不过，我们依然很是着迷。在那个文化创作极其贫瘠匮乏的年代，听一首好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啻为一顿精神大餐，对唤醒和刺激沉睡心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由此也理解了《诗经》中的“国风”何以能够流传千古。 也许是人的天性使然，任何好的东西都可能会被误用和滥用。听力也不例外。有人通过察言观色来揣摩如何对付说话者，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蒙骗别人，也有人以甜言蜜语式的糖衣炮弹来拉拢腐蚀别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曲解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听力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又该怎么办？首先，提高自己的话语组织和表达能力，避免或减少被曲解和误解的可能。其次，增强对话语的敏感度和鉴别力，注意区分真心实意、虚与委蛇以及虚情假意的言辞，既不妄加揣度别人的意思，也不轻易掉入别人话语的陷阱，还要有意识地秉持和贯彻兼听则明的原则。第三，警惕自己的人性缺陷。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喜欢褒奖溢美之辞，憎恶苦口良药式的逆耳忠言。培养闻过则喜的胸襟和保持冷静客观的心态是我们人格修养的必备功课。 与日常交往中的听力误用和滥用问题相比，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听觉能力被摧折、被损害问题更加值得注意。无所不在的声音或噪音清楚无误地表明，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完全处于技术的支配之下。人们在屋外要承受各种交通工具的噪声，在屋内则可能被电视广播、网罗视频音频以及流媒体的声音所包围。交通工具固然会带来通勤的便利，现代传播技术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见闻，提供娱乐消遣的机会。可是，当现代人被淹没在技术性声音之中时，他/她们便无法再听到自己内心最微细神妙的声音，也不再能够理解和欣赏我们古人特别欣赏的天籁之音。于是，在遍布世界的技术性声音中魂不守舍的现代人有时会失去自己真实存在的感觉，因为他/她们已经很不幸地不再能够发出独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大概十五年前，我和朋友到北京远郊的山区度假，一下车就被震撼到了。本来，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如空气般包围着我们的各种城市噪音。在极其静谧安详的偏远山区中，我的听力变得极其敏锐，一点微小的震动都能听得到，我再一次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这种久违了的听觉复苏让我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盘旋在我脑中和心里的各种模糊不清又喋喋不休的话语戛然而止了，我又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了。这种静寂空灵不就是天籁之音的一种么？！我们的古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有如此的牵挂和同情式的理解，正是因为其敏锐的听觉能力将内心的诚挚声音与天籁之音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现代人听力的钝化和退化是内在生命活力衰败和减损的具体体现。也许，只有修炼好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教导的致虚守静的工夫，将外来的各种噪音和杂音请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我们才能恢复原本美妙丰厚的聆听话语的能力，找回本真生命的盎然生气。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日常的讲话沟通都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于作为精英阶层文化修养和表达手段的书法，大众化的口语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随意、普遍和深刻。因此，讲话更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情绪、品格与修养。 率真之人讲起话来可能像竹筒倒豆子，性急之人的话语可能像连珠炮一样，沉稳安静之人在讲话时总是不疾不徐，心高气傲之人在话语中常常流露出不屑之意，气急败坏之人可能会口不择言，老谋深算之人则可能话中有话，伪善之人的话语总是显得冠冕堂皇，谨小慎微之人则逢人只讲三分话，钻营巴结之人则以阿谀奉承作为进身之阶。话语可以生动活波、有趣动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和家庭幸福的绝佳帮手。话语也可能狰狞恐怖、拒人于千里之外，变成我们人生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人生的顺逆境况与成就的大小和我们会说话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会说话固然需要组织和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不过，更重要的是，话语的正面积极力量最终来自我们内在的品格和修养。归根结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尽管具体的言语形式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不管如何包装和伪饰，暴君总是会在不经意的话语处暴露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状况。也不管如何拙于言辞，淳朴农民的话语往往透露出诚恳与实在。一个经受住长时间考验的领袖人物会在讲话时散发出自信平静的气质以及安慰鼓舞人心的力量，这都是其良好心性修养和品格操守的自然流露。我们现在之所以哀叹世风日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这样的领袖人物，而现实世界则早就没有了他/她们的踪影。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论语 颜渊》中的“驷不及舌”（意即人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同样生动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的父母长辈经常教导的“祸从口出”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与很多人一样，我在人生旅程中也遇到过因话语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在系统反思过自己的此类经历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当我缺乏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组织与纪律之时，我的话语也同样缺乏控制、组织和纪律；当我的人生智慧有所欠缺之时，我的话语同样缺乏智慧。不用说，这样的话语不仅不会给我带来预想的好处或者便利，反而会给我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比如，我有时会简单地相信，我的真心真意会换来别人的真情实意。可是，我表达心意的话语方式常常是任性直率和不留情面的，结果，我的话语非但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理解，还很可能会得罪他/她们，扰乱了原本的计划，毁坏了可能的机会。 在有了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之后，我逐渐醒悟到，不经意间的话语最能体现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和素养。我外在的失败是我内在的心性、品格和修养问题造成的。首先，我没有设身处地从别人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也就是说我没有充分尊重别人的心情、处境和意念，仅仅自以为是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我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约束精神，直率并不总是优点，有时不过是自我情绪的毫无阻碍的呈现而已，对别人可能会带来伤害或至少是难堪。第三，我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辨明何为恰当合宜的言辞以及表情达意的适当时机，也不知道该运用怎样巧妙周全的方式来更为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心意。所有这些失误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我个人心性修养和品格素质上的缺失导致了言语应用上的失败，或者说，我内在生命的失序导致了外在生活的失序。 因此，我们只有持续加强内在的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才能娴熟运用和驾驭我们的语言能力，让它成为个人身心幸福健康的重要支柱。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有着独特甚至神奇的韵味和吸引力。传统的汉字书写既是一种技巧和能力，也能够反应书写者的个性与人品。所以，中国才有“字如其人”的说法。高明的书法作品所展现的生动气势和精彩神韵丰富了中国人的审美世界。在我出生成长的乡村社会，过年时候每家必不可少的春联是乡村里传统读书人施展才华和表达善意的渠道。乡民们也都借由这样的习俗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语言能力代表着一个人的教养和见识。这也许是中国人之所以普遍注重文化和教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一到过年，就有亲友找他帮忙写对联。我也曾经为父亲的文化水平感到骄傲。父亲也试图教导我练习书法，可惜我耐不住性子，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对于我浅尝则止、三心二意的做法，父亲一定感到很遗憾和无奈，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的品格修养通过书法练习传递给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说明我那时年少心浮气躁，无法凝神静气地专注于干成一件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事。这一性格特点对我此后的人生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现在要我重新做出选择，我一定会刻苦耐心、坚持不懈地练好书法，以此戒掉性急浮躁的性格缺点。 随着钢笔和铅笔等更方便的书写工具的出现，现在很少有人会用毛笔写字，能够欣赏毛笔书法风格和水平的人也越来越少。计算机、手机和其它电子产品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书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连春联也多数都是通过标准化流程印制出来的。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影响语言的显例。毛笔书写所固有的文化修养、品格建造和审美趣味的功能也逐渐沦为少数爱好者的专利。 不过，手写的钢笔和铅笔文字依然能够透露出书写者或细腻或粗犷、或潦草或认真的性格特征，汉字书写所独有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哪怕是在人工智能已经来临的时代。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由身自然延伸到天下的同心圆结构基于或暗示了这样的想法：与身一样，家、乡、国与天下都是鲜活的、有灵魂的生命有机体或共同体。在这样的有机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因互相依存而形成整体。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状况不好，其它部分也很难长久地维持良好的状态。就身/个人来说，头脑、身体与耳目要配合良好才算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在家里，长辈和子孙除遵守基本的伦理规则并相互亲爱之外，也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人格，才能维持长久和睦美好的家庭氛围。以此类推，宁静祥和的乡村社会里没有利益垄断和强欺弱、众凌寡的现象，邻里守望相助，结成一个让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社群。治理良好的国家则没有独断专行、腐败横行、任人唯亲的体制问题，民众拥有和分享国家的最终主权，而且国家所有重大政策都会惠及所有民众。在天下的层面上，大国尊重小国，小国也同样敬重大国，霸权不再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国与国之间残存的冲突也都被限制在很小的层级、范围与时间段。世人皆知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不过，那最多只能算是部分地表达了老子的政治社会理想。这里所揭示的图景才深刻全面地体现了老子的社会理想。 第五十四章第一句明确表明，这种全面的理想社会的根基与归宿是以子孙后代为载体的身与家。通过子孙后代持续不断的祭祀，个人获得永恒的安息，并且其永恒的盼望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只要身与家这两个有机体能够健康长久地存续，乡、国与天下便同样会保有长久的生命力。《诗经·大雅·緜》是周人的一首史诗，描写了从祖先古公亶父到其家室和子孙再到其族群的创业开国的过程。这首诗用来起兴的“緜緜瓜瓞”四个字便非常生动活泼地展现了这种身、家与国、天下内在的有机性。“緜緜瓜瓞”意思是说大瓜、小瓜绵延不绝，生命力饱满的植物象征着家庭或家族有机体人丁兴旺的繁茂景象，而人口的繁盛是生产劳作、抵御外侮、建立邦国的基础。另外，诗人在描述身、家、乡、国的辉煌成就时以有机植物的样态作为起兴，这一写法本身就暗示了天地万物一体式的有机宇宙观，与《道德经》五十四章的深层含义是相通的。 换言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丰富内涵包括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之道，有机的宇宙观和超越的灵魂观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老的农耕传统和乡土社会既是这些观念的源头，又是它们的载体。不过，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老子的时代显然是非常不同的。在身/个体的层面，不仅我们的食衣住行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心性与德性教养也越来越远离古典的标准；在家庭层面，人们结婚与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离婚率越来越高，家庭越来越小，越来越原子化与脆弱，家族则基本上已经解体；在乡的层面上，乡村逐渐被城市侵蚀，曾经守望相助的朴素的邻里关系带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化色彩，土地的价值与意义都大打折扣，很多从乡村出走的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在国家层面上，交通通讯技术似乎缩短了人们物理上的距离感，却也扩大了人们心理上与情感上的距离感，统一、快捷、高效的商品和劳动市场将不同地区的人和群体纳入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其中的个体的孤独、无助和无意义感则越来越强；在天下的层面上，不同国家的人员、商品与劳务交流越来越频繁，技术、观念与消费风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复制也越来越快，不同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的交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世界各国的文化品质与德性教养却出现持续且无法遏制的下滑趋势。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唯物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世界中，在城市化、机械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的浪潮扑面而来的新时代，在传统不断被颠覆、对永恒的信念与向往被不断侵蚀与瓦解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守护乃至发扬光大这些曾将希望与光明带给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信念与思想？那么，在时空大为不同的处境下，我们该如何具体地理解、认知和践行老子之道？我们在现代物质、观念、制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重重包围之下，我们该如何将知行合一的原则运用于老子之道？我们到底该如何具体有效地建造和守护生命的根基与归宿，以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不要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自身开始做起。这无疑呼应了第五十四章第一句话的教导：身与家应该既是我们出发地，又是我们的终点，所以应该成为我们修道成德的起点与目标。与此同时，《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修道同时是一个教育或教化的过程。不过，由于现代中西方的学校教育几乎全部集中于实用性、技术性以及功利性的知识与技能，与传统的专注于道的教育截然不同，我们似乎不得不以家庭教育或其它方面的教育作为修道成德的路径。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其它形式的教育，我们都应遵循老子提出的观的方法来了解和把握道，然后遵循知行合一的方法来修道与行道。鉴于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身与家，然后才扩展到乡、国与天下，家庭教育反倒提供了比学校教育更为合适的方法和场域。所以，我会选择以自己个人的家庭为视角来渐次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通过观察与对比道在身、家、乡、国和天下各个不同层次与面向上的具体表现，探究该如何在相应的层次上修道成德，以最终找到能够依靠的灵性的以及现实的根基与归宿。事实上，最终引发笔者思考这些问题的也是本章开头所记述的我们父子间的一场不正式的聊天。我接下来要做的则是，依据上面所阐述的《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丰富内涵，将这场聊天所涉及到的话题以及所触发的思考加以扩展和延伸。 请看： 家教与修道成德（一）：父子聊天引出的问题 家教与修道成德（二）：《道德经》的启示
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将我引向了《道德经》，尤其是其中第五十四章的内容：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段经文可以翻译成下面的现代文： ”被妥善建造者，不会被拔除；被妥善抱持者，不会逃脱；这样，子子孙孙的祭祀就不会断绝。修道于身，其德性就会真朴；修道于家，其德性就会充沛；修道于乡，其德性就会长久；修道于国，其德性就会丰盛；修道于天下，其德性就会普及四方。所以要：以你身察看他身，以你家察看他家，以你乡察看他乡，以你国察看他国，以你的天下察看他的天下。我是怎么知道天下是这个样子的呢？靠的就是这个。“ 如果稍微深入地解读一下上面的经文，我们便会明白，对于象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一样的现代人，其中蕴含的信息明确指示了让现代人避免和摆脱如此生命困境的绝佳出路。我们现在就开始比较深入细致地研读这段经文，看看老子的智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现代人成就美好光明的人生的。 首先，”善建者”之所以”不拔“，是因为妥善建造意味着培植、养护与巩固牢不可破的根基，奠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的建造自然不会被轻易拔除。”建”必然蕴含着成长与扩大，也同时会带来新颖与不同。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小到大以及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也都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新奇且与众不同的特质与样貌。坚固根基的必不可少的意义与作用就在于，一方面，它持续地承载、吸纳和融合生命过程中的各种面向与波折，让生命过程得以持续地展开。另一方面，在个别的、表面上的物理性存在因生命周期而自然终结时，深层的根基会孕育出新的替代性的生命过程，从而让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地绵延下去，正如《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所言，“死而不亡者寿”。 其次，“善抱者”之所以“不脱”，其中的缘由在于，这里的抱不是物理性的用双手紧紧抱住，而是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持久的归宿，创造出强烈的、自愿的归属感，让人一直都有归往的愿望与意志，而且永远都不致产生漂浮不定的迷失感。这样，逃脱或脱轨的问题与风险也就不存在了。与《道德经》第十章中的“抱一”与第十九章中的“抱朴”一样，这里的“抱”意指守护，只不过守护的方式要积极主动，以让生命拥有天长地久般的永恒归宿，而不只是消极被动地甚或强制性地严防死守。《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的另一段话“不失其所者久”完美地总结了守护的长久意义与价值。 根基与归宿都是指向道的，因为道是最终的根基与归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造要以道为标准，守护要以道为标的。道是无形无象的，但不是虚无缥缈、无可把握的。这些根基与归宿需要具体地呈现于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之中，并成为可以完全信赖的对象。道连接并统合了生命的根基与归宿、生长与守护，成就了一个持续敞开、变动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建造与保守的过程。《道德经》第十六章对这一过程有着非常凝练和精彩的描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里的“归根”一词表明，归宿便是根基，根基也是归宿，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子孙以祭祀不辍”是建造根基与守护归宿的自然合理的结果。“归根曰静”意味着回到生命的本源处，那里虽然安静，却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所以总是能够让生命回转与延续（“复命”）。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婴孩到死亡的生命周期，不过，有了“归根”，有了“复命”，生命本身就会绵延不辍。子与孙的连用意味着，这种生命的连绵不绝是以家庭为载体的，也是以家庭为前提和基础的。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子孙泛指后代，应该也包括女儿、孙女等女性后代，老子本人不可能歧视女性，因为《道德经》中多处以母性/母亲比喻道。因此，上文谈到的建造根基与守护归宿就不能仅仅与个人有关了，而是必需将家庭纳入进来。就家庭而言，祭祀是联结先人与后代的枢纽与关键。祭祀的对象是先人的永恒的灵魂，所以，人们建造与守护的对象就不仅指有形的肉体，还必需包括无形的灵魂。总而言之，理想的建造和守护效果是，子孙后代不仅肉体上能够延续，而且灵性上也会与先人们相通，所以才会不停息地祭祀他们。 第四，以上所有理想效果的前提条件是“善建”和“善抱”。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善”究竟是指什么？或者说，怎么做才算“善”？善不仅要求有对是非善恶的认知与判断，而且有将好的或对的观念与价值付诸实践的能力。这种对知行合一的要求和追求是道家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信念。可是，《道德经》第七十章告诫我们：“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就是说，《道德经》的素朴明晰的教导是容易了解掌握的，其所推崇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也是易于践行的，只不过没有节制的占有欲、主导欲与控制欲阻碍了人们对道的认知与践行。那又该怎么办？第五十四章接下来的所有内容都是回答这一问题的。 第五，要想获得由“善”而来的果效，就必须修道。为什么？这就要从作为《道德经》一书之名称的“道德”二字谈起。这里的“道德”与一般常见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非常不同。“道”当然是指统摄一切的总源头、总原则、总规范、总根本、总动力、总归宿，德则是从道而来的全方位的能力和特质，包括感性的、智性的与灵性的能力和特质。这些全面的能力与特质可以统称为德性。推动与指引善行以及塑造品格和价值观的是德性，而德性的源头在道。换言之，只有修道才能培养出德性，只有培养出了德性才会有恰当得宜的认知和善行。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在身、家、乡、国与天下五个层次上修道成德的要求。每个层次上的道均有各自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每个层次上的德性也各具特色，我们会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再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德性特色。 第六、与修道并行的是要去了解和认知道。怎么才能认识到身、家、乡、国与天下层面上的道？这里给出的答案是观察同类的事物。观在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固定短语–人生观、宇宙观和价值观–就非常形象地说明，观已经融汇进中国文化的血脉与精髓之中。《道德经》在第一章中就说要观察万物的奥妙与极限状态（“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第十六章则提到观察万物的往复变化（“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周易·系辞》也说“君子居则观其象”，“动则观其变”。通过观，人们可以领悟道在不同事物上的各具特色的表现，发现这些事物各自所具有的从道而来的本性。 第七，显而易见，这里的观是有机关联式的，不是机械排它、自我中心或原子式的。人们通过观察身、家、乡、国与天下各个层面的生成变化及其所蕴含的各种积极与消极要素，以移情、同理心和共鸣的方式，直接而深刻地体悟到每一个层面上的道。恰如《周易·系辞》所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同时，此处的观也是推扩式的，代表着一种同心圆式的整体性思维，这种同心圆以身为根基，持续地蔓延扩散，最终扩展到整个天下，而天下也因此将所有不同的类别与领域混合为圆融一统的整体。同心圆里的不同层级也不是独立排他的，而是互相需要和互相支持的。这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那种全面的有机整体宇宙观。 总而言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以短短九十个字为我们提示了个人在身、家、乡、国和天下这五个层面修道成德的的路径和果效。这其中似乎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原则：行/修道的前提是知“道”，而如果不去践行，所谓的知“道”也不可能是真的知“道”。行/修与知都是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它们也互相影响与渗透。而且行/修与知遵循同样的扩展过程。 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德性也在身、家、乡、国、天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种种德性赋予人们行善或者善行的能力。就个人而言，人们得以以家庭为中心建造稳固的根基与持久的归宿，让肉体与精神通过不断繁衍生息的后代延续下去，形成能够超越具体时间与世代限制的生命共同体。进一步说，第五十四章第二句所强调的逐级扩展的修道成德，也是为了让包括身与家在内的生命有机体在静态上处于最佳的和谐均衡的状态，在动态上保持饱满的活力和永不耗竭的能量。 请看：...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第四十七章） 2023年11月22号晚上，我在与儿子聊天时说，到目前为止，与我的童年相比，你的童年是有不少遗憾的，虽然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但你的生命经历有两大缺陷。他听我这么一说，看样子倒是有兴趣接着听下去。 于是，我接着说，在中国农村长大的我们，从小就在历经时间考验的习俗与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对亲情、友情与乡情的强烈感受。中国的乡村是浓浓的人情社会，我们家亲疏远近的各类亲戚有很多，而且住的都比较近，相互走动很容易。我的父母与爷爷奶奶们虽然经济上比较拮据，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但他们对孩子们的情感是质朴真挚的，默默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生命的常态。一般而言，乡村男孩的成长都是自由放任式的，孩子们根据性格与喜好自动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朋友圈。有时，他们会结伙玩出各种各样的名堂。自由放任的生活难免会培养出某些粗野无羁的品格，不过，纯真的友情也在不知不觉间萌生。当然，我们时常在田野里嬉闹玩耍，在池塘里摸鱼钓鱼，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于乡间小路。无需任何人的教导，浓浓的乡情就在生活中种种平添无奇的小细节、小插曲中扎根堆聚下来。 讲到激动处，我甚至有点眉飞色舞了。儿子当然没有象我一样陶醉在回忆之中，但他依然在注意听。我便继续说道，农村生活的第二大优点是，它从身体上与精神上都是自然的、有机的、健康的。我在他这个年纪时，已经开始经常下地干农活了。农村劳作十分有益于培养小孩子身体的力量与韧性，自然的风吹雨打也能养成他们吃苦耐劳的习惯。当然，那时候没有空调或电扇，我的手脚经常在冬天被冻伤，夏天则有时热得睡不着。这些艰苦的生活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韵律与威力，并使得我们身体的机能运作符合自然的节奏与要求。在广阔天地之间，在纷纭万象之中，还不十分懂得稼穑艰难的我们从容淡定地劳作与生活。相较之下，除了简单的家务活，儿子所有的劳作都是家庭作业。他喜欢接触和打交道的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而不是活生生的自然世界。最后，我总结说，儿子的生活是舒适的、轻松的，却不一定是健康的、快乐的；从长远来看，则尤其如此。 儿子听完后，似乎有所触动却不知如何表达。我问他，爸爸说的对吗？他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不过，与儿子的聊天却触发了我很多的思绪。我脑子里一下子涌出很多想法。其中最值得玩味与思索的一点是，现代生活在无限增加人的理性知识与实用技巧的同时，却弱化、矮化、窄化、钝化了人的生命感知力与想象力。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人的德性与幸福感在当今时代的全面萎缩与退化，是与现代人的生命困境和悖论息息相关的。 当然，乡村生活确实不是田园牧歌，也不宜被浪漫化和理想化。乡村的成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所有人都会经验到的各种生老病死的磨难与挫折。与所有其他群体一样，他们中有嫌贫爱富，有诡诈心机，有伤风败俗，有苟且偷生，有懦弱自私，甚至有残忍暴虐。孩子们多多少少会察觉和经历到这些由幽暗人性所决定的不堪与肮脏。但是，仅仅就孩子们的世界而言，乡村童年生活是值得追忆与怀想的。 事实上，由于中国独特的文明传承，乡村生活的记忆与感受对整个族群的心理与精神健康是极其重要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没有选择理性思辨的道路，而是注重感、悟和情。如果没有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与情致，中国人的心灵大体上是无法得到安顿的。在非常割裂、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几乎将全部心思都用在对理性实用知识的获取以及对生活与职业的理性规划与算计之中。这种生存状态让人们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那种天地万物一体式的人生感悟与深情，更谈不上通过家教去主动传承这些精神食粮。于是乎，现代人便很容易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在技术主导与功利算计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终身都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与快乐。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儿子的这番简单交流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之中。细究之下，我发现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直接或/和间接谈到了我的身（包括形与神）、家、乡、国、天下，而且在无意识中将其与儿子的身、家、乡、国、天下做了对比。我所在的是一个以农业耕作为生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而儿子身处的是一个完全依靠父母出卖劳动力和时间谋生的现代美国中产家庭。可以说，两者在每一个层面上的差异都是再显著不过了。 本来，我与儿子的交流只是正常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开拓他的视野并逐渐影响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这次的聊天却在无意间引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是不是现代人的宿命？由于现代化几乎是当代人最为普遍的追求，这一宿命式的追问适合于天下的所有人，当然也适用于我的孩子们。既然如此，作为家长，我就不能仅仅提出问题然后置之不顾。可是，如此艰深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呢？ 请看： 家教与修道成德（二）：《道德经》的启示 家教与修道成德（三）：饱满的生命有机体
现代语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既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也左右着人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特性，每个人都首先要学习和掌握一门或几门用于谋生的专业语言，不管是科学语言、法律语言，还是商业语言、医学语言。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人已经被笼罩在由现代语言所编织的巨大网络之中。如果有人不幸选择了不适合的专业或者进入不适合的行业，他/她可以被认为是陷入了专业的语言陷阱之中。更不幸也更普遍的问题是，现代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各种成果时，却可能会陷入人生的语言陷阱之中，因为主导和支配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现代语言大多都是工具性、技术性和功利性的，很少有关于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长期侵泡在这种语言之中，人们很难从中理会和欣赏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和价值，也就很难知道如何才能过上神清气爽、安然舒泰的日子。在与母亲交流时，我必须切换到她能够听得懂的那套传统中国语言。仔细想一想，其实母亲的那套语言才是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和心身获得滋养的语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最难舍弃的盼望、最深沉的灵性追求，都还只能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 正因为语言既是我们生存之必需，又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之陷阱，我们的古圣先贤们便非常注重语言。这包括在承认和运用语言之正面力量的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并警惕语言的潜在破坏作用和负面影响。《周礼》中周代贵族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有语言项目（书），中国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则显示中国文化重视书面语言和文献的教育功用。《论语·先进》所载的著名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其中语言排第二位。事实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也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讲究其中细微的差异。比如，我小时候对远近不同的亲戚各有特定的称呼，在与其交谈时要运用恰如其分的敬语和语调。另一方面，《尚书·皋陶谟》和《论语·学而》都对“巧言令色”提出警示，《论语·里仁》则鼓励赞赏“讷于言”。中国人普遍不喜欢巧舌如簧之人、口蜜腹剑之人、拍马逢迎之人。 语言被滥用和误用的问题也从反面证明了语言在传统社会中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和作用。所以，老子谆谆告诫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见《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不仅如此，老子还开宗明义地宣称言语本身无法抵达大道，因为“道可道， 非常道”（见《道德经》第一章）。老子的结论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见《道德经》第五章），所以建议要“行不言之教”（见《道德经》第二章）。庄子对如何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和摆脱语言陷阱有更加具体深入的阐发。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令人信服地辨明了“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道理。他又在《知北游》中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其言外之意是让我们效法不言而美、不言而安和不言而成的天地之道。庄子在《外物》中提出摆脱语言陷阱和网罗的解决办法：“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无言而无不言的和谐默契与心领神会直通我们最悠远辽阔的精神和性灵世界，直抵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生命本根之处，让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与逍遥。 这种既重视语言、又警惕语言陷阱、还追求超越语言之境的态度是古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智慧。也许是因为先人们馈赠我们的文明遗产太过丰富，我们根本不知道珍惜这些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下来的卓越洞见。对古人的不屑一顾实际上透露出我们的肤浅与轻佻，也难怪我们常常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与麻烦之中。在以语言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我们尤其要重新学习和发扬被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充分证实了的语言智慧。首先，我们要持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在日常私人生活和公共活动中，还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我们良好的个人修养、美满的家庭生活、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公共参与都仰赖于我们扎实有力的语言能力。我们不仅要把语言视为必须掌握的硬知识、硬技能，而且要从更根本、更基础的角度看待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或左右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取向和价值选择。 其次，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内在的有限性，并警惕它潜在的扭曲和腐蚀作用。现代语言（尤其是专业语言）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工具性是逻辑理性引领和支配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这样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成为庞大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某一颗有用的螺丝钉，却不可能赋予我们整全丰富的存在意义，甚至反倒为我们编造出一个难以逃脱的网罗和陷阱。在现代社会中，语言被污染、被滥用、被操纵的恶劣状况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媒体、广告、公关和宣传迫使人们时刻都要防备由精细微妙的语言所包装的虚假与欺骗。第三，在熟练掌握语言之后，也即在既能正面运用语言、也能察觉语言负面影响之后，我们要有能够超越语言的能力。正如《道德经》首章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无法为人类提供终极的生命安慰与希望。现代语言同样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为了摆脱现代语言的工具陷阱并克服其意义的有限性，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中国古典思想所提供的智慧。中国的文明之道和古人智慧对于我们现代生活远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们全面驾驭并超越语言的绝妙思想遗产。 请看：语言能力决定人生际遇（上）
注：该文是“历史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性危机及其根源”一文的续编 危机的可能出路 在经济内卷和文化内战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很难再用学院派教科书教导的方法加以解决，于是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点和态势，相应的反思和探索也会不同。但是，西方和东亚在面临现代社会种种难以克服的危机和挑战时，除了从人类古老的传统中寻找灵感、智慧和启示外，实际上可资利用的东西并不多。这些地方会不会以及在什么时间、地方或契机上出现痛定思痛之后的回转或文明的复兴，都是将来值得认真关注和讨论的大问题。不过，如果当下的整体趋势按照惯性持续下去甚至更加恶化的话，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肯定会越来越严重且具有破坏性，我们也将迎来一个充满着痛苦、矛盾、斗争、分裂甚至流血牺牲的时代。也许，新的思潮和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运动会在这躁动不安、纷扰不断的时代孕育并逐渐壮大，历史的转向与文明的更新或许因此就获得了机会和动能。 即便我们最终会看到传统智慧和高等文化的复兴，这一乐观的前景仍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最理想的结果是，人类在吸纳现代社会有益成果的同时，在更高的水平上将传统和现代糅合在一起。除非核大战、瘟疫或自然灾害将人类灭绝或打回到原始状态，这一过程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也许五十年、一百年甚或两百年，直到人类重新找到并安于某种相对稳定均衡的状态。在此剧变的过程中，动荡、冲突和战争会加重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与此同时，宗教思想、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领域会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杰出的领袖人物，带领人们走向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甚至更加公义和平的文明形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时势所催生的紧迫感，历史转型和突破的动力就不够强大；没有非凡卓越的领袖人物，历史转型和突破就缺少建设性的愿景和方向。历史肯定会在曲折动荡中前行，不过，为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需要能够明察、顺应和驾驭时势的智慧与洞见，以及能够将这些智慧和洞见恰当地运用于实际历史演变过程之中的各个层级和方面的领袖级人物。 美国的未来前景 随着占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会被动进行很多的调整，而高度内生甚至依附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也会逐渐走向低潮，至少也要做出很大的改变和调整。以个人奋斗与个人利益为旨归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传统信仰有相当的契合性。正如上面所说，文化内战导致美国人的信仰逐渐衰落，这先是让其世俗化的对应物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过去五六十年的这一演变过程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道德、社会和文化根基，使得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充满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美国近期的种种乱象似乎预示着这一过程已经到达物极必反的拐点。不断蔓延、加剧和深化的冲突与斗争也许将催生美国文明的一系列持续的转向，也即从单纯主张个人主义逐渐转向同时兼顾社群主义、从突出权利逐渐转向强化义务感、从强调创新逐渐转向看重守成、从追求物质成就逐渐转向提倡德性智慧、从扩张型帝国逐渐转向维稳型民族国家、从凸显美国特色的新教文明逐渐融合注重西方传统的天主教文明。 白璧德（Irving Babbitt）在100多年前曾断言，天主教会将成为美国最后的保守性力量。罗马天主教会继承了罗马法和罗马的组织架构，是西方文明最正宗、最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传承者。天主教会还是美国最大的建制性机构，其信众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20%以上，远超美国政府的雇员人数和军队的数量。在美国自身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和政界的一些人开始转而信奉天主教，其中有人给出的理由是，天主教更注重社群，也更具有历史感。拜登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在竞选期间从来没有因为信仰问题遭到攻击或质疑。这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肯尼迪的遭遇不太一样。当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有人担心并质疑他的天主教信仰会使得他在听命于梵蒂冈教廷与履行宪法义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已经完全接纳了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是天主教徒，其中五位倾向于持有保守性立场。与这些社会政治变化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缘条件，因为其移民的最大来源地是普遍信奉天主教的拉美国家。相比于临近西亚和非洲的欧洲，这也可以算是上天眷顾美国的一个重要侧面。也许，历史将证明白璧德是一位真正的先知。 文明的历史性转向或更新常常充满了矛盾斗争和反复波折，有时还伴有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期望，美国国内的文明转向不会产生象17世纪宗教战争那样的惨烈局面。顺便说一句，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西方世界集体转向资本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动因，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让西欧人厌倦于灵性或精神上的征战，转而追求世俗生活上的成就。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和动力。欧洲当下的情况可能对理解美国未来的走向有一些借鉴意义。新教信仰在现今的欧洲基本上崩溃了，而天主教势力在南欧依然有一些不大的影响力。也许200年之后，如果西方世界能够成功躲过罗马帝国那样的最终命运，天主教会会再次成为西方世界一支不容忽视的宗教甚至文化力量。从16世纪开始的新教改革在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将逐渐耗尽自身的能量，被因它而来的世俗成就所淹没和吞噬。 当然，另外的可能是，美国和西方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要么内部陷入分裂和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西方文明最终彻底衰落；要么人口和族群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沦落为异质性文明。 中国的未来前景 中国会受世界范围内的总趋势和新思潮、新社会政治运动的一定影响，但中国的整体转向会开始得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欧美日台韩，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更是远低于这些地方，中国的官方与民间都有很强的动力和愿望去延续目前的专注于物质成就的发展轨迹，在追赶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所推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上代表着现代性的最高梦想，其中所蕴含的高调的唯物论和物质进步观念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和官方的潜意识，让他们转变观念是极其困难的。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会在追求物质成就现代化的道路上会继续挺进一段时间。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近些年的三个动向特别具有指示性意义。第一，在环境和自然资源被极限耗用之后，中国从上到下开始转向对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第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位。第三，一带一路成为赢得新资源供给和新市场空间的重大战略被隆重推出。这些战略抉择在执行层面上的难度都不小。由于过去几十年外资持续不断的技术转移以及普通民众和企业坚持不懈的模仿学习，中国能轻易完成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都已经成为现实，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再加上现在的国际环境，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一带一路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部分效法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基于经济与产业落差的套利扩张模式，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和经济机会的套利。由于近些年地缘政治上的剧烈变化，中国进行产业创新升级和一带一路扩张的难度加大。结果，官方只能或鼓励或默许加大利用人力资源的强度，使得职场和教育内卷化与恶性竞争越来越成为时代的痛点和社会的热点。不断强化的生存与发展压力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愿望与能力，将严重损害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可持续性。 就文化演变而言，官方近几年一直在强调文化自信和尊重历史遗产，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意在塑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也许，中国历史命运的密码就部分地隐藏在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开始注重文化建设这一微妙的转变之中。这些由上至下强力推动的文化战略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改变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对中国人这个族群及其文明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值得指出的是，与1960和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所塑造的西方同代人一样，中国的文革一代从骨子里也都是反传统反文化的，尽管两者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手段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文明的转型还将有待某个不期而至的机遇，中国未来的文明重建可能不得不处理他们所留下的负面遗产。 机会与希望 不管人们愿望如何，历史总是在曲折动荡中前行。无论是个人与家庭的长远规划，投资理财的愿景战略，公司企业的永续经营，还是主流社会价值的流转变迁，常常都受制于历史的潮起潮落与起承转合。毋庸讳言，在当下这个历史大转弯处，我们不仅要应对日常生活与事业中的重重困难，还必须想着有着更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未来。不过，比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更加危险的是，我们因焦虑无助甚或恐慌胆怯而陷入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扪心自问，我们在过去几十年被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裹挟，逐渐丧失我们的主体精神与意志，变得既骄傲自大，又娇气脆弱。这骄娇二气正是我们在日益物化的世界中愈发焦灼不安、惶惶无主的心理源头，也让我们失去了直面惨淡人生的道德勇气和无畏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这种虚弱与虚无导致我们自暴自弃，不愿客观、冷静、全面地审视时代发展演变的趋势，更不愿发掘人类古老的智慧宝藏，以发现和利用历史大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来的机遇与机会。正如中文特有的危机一词所明确提示的那样，危险与危难之中必定蕴含着机会与机遇。 依笔者粗浅之见，今人对危机二重性的理解与认知普遍达不到《道德经》的深度和高度。《道德经》不仅揭示了福祸相倚的道理，更指明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人世规律。在《道德经》的“理想国”中，“善人”们“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如果我们能真心诚意地以“善人”作为我们人生模仿的榜样，我们就是在试图亲近和顺应天道了。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安身立命，我们需要成为能够顺应天道和把握趋势的普通人。一方面，我们必须勇于抛弃过于商业化、物欲化的生存环境所养成的娇骄二气，主动放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自我中心的偏狭，敞开心胸，放开眼界，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无挂碍地顺应、迎接和拥抱这历史性变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需要理智、清醒、深入理解时代演进的趋势及背后的动力机制，需要充分学习和吸收曾被我们遗忘的古圣先贤有关智慧和德行的谆谆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