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

具体该怎么办？《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修之于家，其德乃馀”。家庭生活需要道的指引和德性的操练，家庭是修道成德的重要场域，家庭成员可借此成就丰沛的德性。毫无疑问，这是对家庭中每个人的要求。如果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则整个家庭有机体的精神与灵性价值就无法得到充分全面的培育和彰显。家庭中的修道成德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家庭不是也不应当是孤零零的存在，它的存续和发展壮大需要与所在社区以及更广大的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基本生计（包括工作、收入和食衣住行方面的生活必需品）几乎全靠外面的世界来满足。家庭成员必须要能给社会提供某种价值，才能相应地获得社会供应和保障。在家庭中修道成德的工夫就理当包括这一功能性和实用性的层面。家庭中的成员必须要学习和具备能够造福于社会的工作技能和态度。家庭的外向性定位和功能很容易被外人所观察和了解，而且家庭在收入、住房、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表现，很容易被画上社会等级的标签。于是，社会上的成就、地位和满足感往往会成为一般家庭所追求的目标。但家庭显然不只是给外人看的，也不是用来贴贫富贵贱标签的。修道成德的工夫在应用于家庭的社会性功能和角色时有其适当的规范和限度，攀比、嫉妒、炫耀、跟风、急功近利等不健康的心态都直接有违于“丰沛的德性”，所以都应被尽力避免。我们必须明白，这一向度的修道成德工夫是服务于家庭有机体的长远健康发展和兴旺这一总目标的，并且应服从于家庭的内在建造–也即内在的修道成德–的要求。 家庭内在的修道成德重在建构家庭中的身份、精神和灵性秩序并确立其精神归属与价值取向。《易经 序卦》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是家庭的核心，分别代表其中的男性要素和女性要素。夫妇要“阴阳合德”，家庭才能兴盛繁茂，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对家庭生活的具体要求（见《易经 系辞》）。家庭中的男子要有男性的样子，女性要有女性的样子。进而言之，父亲要象父亲，母亲要象母亲，儿子要象儿子。女儿要象女儿。家庭中这些确定的身份对应着具体的责任和义务。把身份秩序确立和维系好了之后，家庭中精神和灵性秩序的建造就相对比较容易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外儒内法的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自宋代以来，女性在中国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过低。这一历史和现实问题必须尽快得到纠正，因为这根本就不符合阴阳平衡这一最核心的文明要义。上面引用的《易经 序卦》中的那段文字还提示我们，在思考家庭的精神和灵性向度时，我们要有恢宏的视野，要注意到天地万物是家庭所由生的源头，更要努力认清和践行天地万物背后的那个无所不在的道。另一方面，我们是先祖先妣之血脉在当下历史时空中的赓续，我们既要感谢他们的生养之恩，也有责任寻找忠实可靠的配偶，尽早组建家庭并多多生育孩子，让家庭有机体不断地绵延和扩展。家庭最重要的目的与功用就在于繁衍和养育子女。自从人类有了家庭之后，不管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境况如何，家庭中的父母与其他长辈都在通过各种正规或不正规的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家庭教育是家庭内在的修道成德事业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鉴于其极端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单独仔细地谈一谈家庭教育问题。 首先，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阐述、学习和实践健康合理的家庭观念，并努力使家庭认同成为孩子身份认同的核心和根本。在日益冷漠僵化且残酷无情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家庭已经成为每个人最后的情感、精神与心灵寄托所在，也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不幸的是，家庭已成为目前正泛滥的各种“新潮”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打击对象。对于本来就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家庭来说，这最新的风潮和攻击很像是即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因为它所追求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自主，而是对对家庭的重新定义、对社会的激进重构以及对孩子灵魂的无情争夺。正如前文所反复强调的，家庭作为人之根基与归宿的意义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家庭的健康和完善程度是一个文明能否健康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让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受益良多，也让中国文明一直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它悠久绵长的历史与举世无匹的活力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在做家庭教育时，一定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从微观上讲，家庭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当今的文化多元和价值歧异的时代必然会导致各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混乱，很多人因此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成为被各种“流行”思潮俘虏的精神奴隶。对中国式家庭的坚定有力的认同可以让孩子们避免这样的不幸命运。从宏观上讲，在中共极权统治和现代工具理性把中国文明推向毁灭的边缘之际，中国家庭是文明承续与主体性重建的最重要、最合适的场域，家庭教育对于维系孤悬一线的中国文明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把它做好。 现代家庭的挑战（一）：危机的成因 现代家庭的挑战（二）：坚守被历史所证明的传统家庭观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拉塞尔·柯克，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便不可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如此大、影响如此深远的成就。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克正是凭借他的出版于1953年的成名作《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不仅在1950年代便开启了美国现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此后也持续不断地为这一运动提供思想和观念的灵感，让它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柯克的先知性思想和无与伦比的才华让他有了一人成军的赫赫威势，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美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座罕有其匹的高峰。直至今日，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偏保守的国家，其中柯克先生的思想贡献，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可是，八年前的我对于这位当代美国首屈一指的天才式思想家（在该书初次面世的那一年，柯克年仅三十五岁）仍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在2011年移居美国后才初次接触到他的作品的。我至今尚能清楚地记得在初读这部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双重震撼。第一重震撼是书本身带给我的。首先，从内容格局上看，《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有一种广博深邃的文明视角和高贵典雅的文明抱负，厚重质朴中透出发自内心的温情善意和普世大爱。不难看出，作者怀有悲天悯人的文明胸襟，于博大深刻中不动声色地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在本书中以永恒真理和现实人性为支点，以18世纪晚期以来的现代历史为参照，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为后人提供富有智慧的思想和行动建议。一言以蔽之，这是带着生命气息的思想，而非冷冰冰的基于所谓的客观理性的知识；这也是带给人文明的盼望与希冀的思想，而非让人绝望或无力的知识。其次，从论述风格上讲，作者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将他的闪耀着理性和灵性之光的真知灼见娓娓道来，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亲切随和的文风与无处不在的文明情怀相得益彰，也许，这种文风最适合表达作者最为在意的那种宗教情感和习俗性生活经验。笔者推想，柯克先生是在有意识地以谦卑的态度阐述、升华、传播、分享一种高贵的文明理想。非常让笔者感到振奋的是，这种风格与中国人注重情感和实际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不同于很多思想类作品的诘屈聱牙和故弄玄虚。再次，从语言技巧上说，书中既有严谨慎重的逻辑推演，也有优美畅快的平铺直叙，更有充满想象力的诗意表达，语言优美文雅却没有华而不实的虚浮。这种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书中交替出现，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交织融合成一曲既冷静从容又热情澎湃的超长的交响乐。内容、风格和语言这三个方面都如此出色同时又相互增光添彩的佳作，实在太少见了，所以，笔者被深深地震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乎，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八个字。对笔者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阅读体验。 笔者感受到的第二重震撼是，自己对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竟然如此无知，对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了解居然如此浅薄。在阅读本书之前，笔者自以为对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理念和政策有所了解，可是，看完此书之后才明白，以前的那种理解过于粗鄙简陋，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狭隘偏颇。换句话说，以前的口号式理解可能适于轻率地在政治上选边站队，与政治思想和见识无关，更与文明意识和永恒真理无关。质言之，书中所阐释的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哲学，更是一种关乎文明本身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保守主义的视野远远超出政治，柯克先生在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是道德问题，也即与永恒真理息息相关的文明问题。因此，文明才是保守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思想主题，而政治是文明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是从文明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的。虽然政治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文明有重大的影响，但文明必须高于政治，而不能相反。人类只有拥抱基于永恒真理的文明与道德，才可能有资格享受秩序、正义与自由，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不义和强制。如此一来，人们才可能活在希望之中，每个人内在的生命之花才可能充分地绽放，社会才可能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仁爱有序的共同体。就这样，在书中所呈现的广阔的视野，诗性的洞见，理性的澄明以及信仰的质朴面前，我思想情感上的粗鄙、肤浅、庸俗和自以为是统统现出了原形。 因此，《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改变了我，不，它提升了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是，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身上的文明传统或“基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会想起爷爷在我儿时对我的基于传统伦理的谆谆教导，想起一生遭逢无数磨难却不改善良质朴宽厚本色的父亲，想起我在其中长大成人的河南信阳毗邻安徽的一个有各种矛盾冲突和传统陋习却仍大体上充满温情和敬畏感的习俗性社会。无论是爷爷的谆谆教诲，还是父亲的人格榜样，抑或故乡的偏远闭塞却非常具有人情味的农村习俗性共同体，都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的结晶，都部分地体现了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真理，也都值得作为继承人的笔者去回味、珍惜与呵护。正如本书作者最为推崇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言，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死人、活人与未出生之人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不管我们出于何种原因武断地割裂这种灵性与社会的永恒联系，文明便陷入了险境，我们的后人将很可能生活在文明的废墟之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便没有了依托。 于是，一方面基于对这本书所展现的文明高度与文明力量的倾慕，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自己成长环境中的那些文明要素表达敬意，笔者决定动手翻译这部作品。 总起来说，这是一部论辩色彩极浓的书。正如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伯克所预言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富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自此以后，各种追求新花样的创新思潮不断地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挑战作为西方文明之根基的宗教道德体系。职是之故，具有文明守护意识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起而回应法国革命以来的种种新思潮、新花样和新挑战。这本书就是对从1789年到本书初版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的思想论辩的提炼、总结、升华和扩展。正如本书作者在第一章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保守主义主要应对的是这六大思潮：“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休谟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盟友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这六大思潮都属于积极要求变革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激进思潮。柯克先生是如此概括除达尔文主义科学信仰之外的这些思潮在五个方面的相似性的：它们都认可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也即认可人有变为神的潜力，否认人的罪性；它们都反对基督教的传统，摈弃先人的智慧，否认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它们都一方面追求政治上的均等化，蔑视基于自然差异的秩序，另一方又都推崇中央集权；它们都鼓吹经济上的均等化，质疑财产权，尤其敌视土地财产权利的拥有者；它们都不认同伯克的国家观，因为伯克视国家为”道德实体，一个联结死人、活人和未出生者的精神联盟。” 上述激进思潮虽然历史渊源、立场、角度和诉求各异，但它们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也还各有其继承人和支持力量。为建设性地回应这些思潮以及它们各自的诉求，柯克先生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六项核心准则： 首先，“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这种神圣意志既规定了人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人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紧密相联的，要想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神圣意志或者天命天意是人的道德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为“狭隘的理性…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合宜的政治是在现实生活中将被如此理解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付诸实践的艺术。 其次，“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绝大多数传统的生活方式既不“落后”，也不迷信愚昧，而是有着鲜活生命力和“愉快的趣味”的生命实践。而且传统生活基于各地的历史经验和习俗，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所以“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世界是有秩序的，保持道德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有序状态是文明存续的前提。这些秩序都建立在人的自然差异之上，追求平等的秩序最终要么陷入暴政的泥潭，要么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 第四，保守主义注重对财产权的保护，认为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石，没有了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便不复存在。作者在书中特意指出，“伯克之后的保守主义从洛克的全部观念中继承下来的只有这一点：政府源自保护财产权的需要。”而且私人财产权会促进文明社会的良性竞争，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 第五，保守主义认为传统习惯具有约束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与欲望的功能，因此是文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相比于现代的理性计算，传统的习俗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净化作用，因为习俗中凝结了无数代前辈的生命体验和智慧。 最后，保守主义反对不停地追求创新改革。社会是精妙复杂的文明体系，其中既蕴藏着先人们的智慧，更有美好的神圣天意。大幅改变社会往往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保守主义不排斥变化本身，因为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 柯克先生正是以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原则为经，以它反对的各式各样的激进思潮及其变种为纬，通过本书所选择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描绘出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书中的历史人物都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出身、性格和背景，但正如作者所说，“保守主义者从伯克那里继承了一种才干–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因此，书中的各个人物都有针对自己处境和问题的精辟独到的思考分析，也都有让人击节赞叹的洞见和思想火花。这些更加细微和具体的论述让上面所罗列的保守主义原则丰满充实起来。保守主义者的处境化思考方式体现出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审慎的权宜之计的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它虽坚持原则，但不将原则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方式，保守主义才得以在历史的流变中保持充沛的应变力和竞争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一波波变革潮流的冲击下，始终不忘那永恒不变的道德真理。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保守主义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锚定在那永恒的真理之上，它才能抵御住历史和人性的狂风巨浪的冲击，成为文明的最有力的辩护者，维系者和扩展者。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在预言并期待保守主义的复兴时，着重谈了美国的角色和作用。在本书初版时的1953年，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延续提升人类文明的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它的肩上。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柯克从美国的这种文明使命中感受到的不是虚荣和骄傲，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忧患意识。他明确指出了美国的两种可能的角色选择：“作为一种毁灭性力量的美国与作为文明守护者的美国。”事实上，这种宏大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正是柯克作品能够说服人和打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应成为我们学习和理解保守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现代世界的格局大体上是英美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奠定的。英美保守主义最让人钦佩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指出了现代世界格局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以解决缓和这些矛盾和问题作为自己思想的宗旨和目的。本书所体现的思想活力、文明自觉意识和内在的担当精神恰恰是英美能够主导现代世界秩序的最根本的基础。亲身经历过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柯克先生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健康有力的文明意识，现代世界不仅会提供丰裕的物质和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能导致毁灭人类和地球的战争。 保守主义不仅着力于避免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毁灭性冲突，而且非常关注现代性对人本身的冲击和伤害。因此，研习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最大益处也许不在于找到一条迅速成功的道路，而在于理解文明的内涵以及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丰富性。柯克先生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强调，尤其需要警惕现代社会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他在书中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警告说：“它【物质主义】不会败坏但会弱化灵魂，并无声无息地扭曲行为的动机。”然后作者自己评论说，“这种沉湎于有限世界的做法会极大地遮蔽对无限世界的任何感知；由于漠视灵性力量的存在，人不再是真正的人。”这是保守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为深刻的批评和警示之一。保守主义所忧虑的是，现代性本身可能成为通向奴役之路，因为在现代的机器化、信息化生产与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在过于强调物质欲望和自我满足的现代思想的助推下，人们可能会变成一个个失去灵魂和道德依归的原子化个体。这些个体除了满足自己当下的物质欲望外，对先人和后人不再有任何责任，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真正的人（也即富有道德、灵性和理性的人）最终会消失，文明将不复存在。究其原因，很多人推崇的现代化与人类几千年的宗教、道德和文明传统割裂，蔑视人类的集体文明智慧，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看似生机勃勃，实则一直在为自己的败亡甚至文明的消亡添砖加瓦。在这样的关头，人类文明的存续需要保守主义的复兴。人类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与先人和后人永远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保守主义强调永恒之物，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极力反对把现代与传统对立并截然两分的做法。 鉴于此，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文明的真善美以及高洁脱俗的气质和品味。不过，以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主义所保守的那些特质的产物，因为正是这些高洁脱俗的文化思想体系才使得资本主义赖以发展壮大的科技创新、现代管理、法治秩序、信用体系成为可能。这种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因而能创造出巨量的财富，并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联袂而至。资本主义与民主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和意识形态体系又威胁到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与品味。这就是西方世界现代很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冲突的来源。因此，保守主义在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有非常明显的内在张力。比如，保守主义强调财产权和富有德性的领袖阶层的重要意义，却同时又要照顾民众，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反对过度甚至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对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保持警惕，却又只能暂时寄身于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保守主义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却又要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辩护；保守主义强调竞争对社会活力的重要性，却又非常警惕缺乏文明意识的财阀或富豪。这些两难并非是由于保守主义立场不坚定。恰恰相反，它们正体现了保守主义对待自己思想的谦卑态度，因为保守主义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承认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多样性，以及权宜之计和审慎的重要性，反对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化、格式化或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的原则被应用于极其复杂且变动不居的处境中，难免会得出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结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种思想上的谦卑反映了保守主义对人性两难的认知，以及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认知，也促使他们非常敬重宗教与习俗。其中的原因是，千百年来，宗教信仰和习俗在应对人的现实问题时需要不停地面对这种人性的两难和理性的有限性，在此过程中沉淀了有时不易为人察觉的那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集体智慧。因此，它们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存储器，是连接现实与永恒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与灵性的载体，是让处于急速变革时代的现代人依然能够拥抱意义、价值、爱与希望的无比珍贵的文明遗产。...

现代家庭危机对华人所造成的困扰与冲击特别严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传统上，华人特别注重家庭的存续、和睦、绵延乃至兴旺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逃避、憎恨家庭。我们似乎能窥见某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功利、僵硬与冰冷的现代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模式下，渺小、孤立和无助的原子化个人只能被动地听命、顺从和适应，个人的生命力和德性品质无法获得独立性，更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组建、维系与扩大家庭所需要的一系列个人与社会条件都逐渐恶化，随着家庭所具有的物质、精神、伦理和灵性庇护功能日渐衰落，个人会更加感到渺小、孤独和缺乏希望，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机制也会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具有压抑性，家庭的价值和意义更进一步缩小。这个恶性循环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便是人口不断地且加速地下降。家庭失去最根本的再生产能力，个人、家庭和社会间的恶性循环也看不到解决的任何希望。 那么，作为不愿随波逐流的个体，我们又该怎么办？我想，在面对如滔天巨浪般袭来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潮流时，我们首先必须要站稳脚跟，检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与文化立场，确立并坚持能够抵御时代风浪的家庭之道。这就需要非常深入细致地理解中国的家庭观念及其背后坚实丰厚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基础。从最基本的观念层次上讲，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宇宙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传统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由可以随意分割的一个个独立原子构成。相应地，中国人的家庭也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父母与兄弟姐妹、祖父母、子女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既是身体的、物质的，也是情感的、精神的、灵性的。比如，在《易经 说卦传》中，八卦中的乾坤两卦被解释为父母，其它六卦则分别代表儿子或女儿。八卦本身构成完整统一的宇宙有机体，而八人家庭则被类比为同样的有机统一体。《道德经》以家庭中的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也即《国风》中的《关雎》这首诗，是讲述婚礼的。婚礼当然是家庭的开始，这样的安排凸显了家庭在宇宙与社会有机体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与重要功能。《中庸》所主张人的“赞天地之化育”的作用，也体现在家庭的生育、养育与抚育功能之上。中国人慎终追远，对先人和后代都负有特别的责任，也投入相当的情感。同时，中国人祖先祭祀所内含的灵魂观注重整体的连续性，大大不同于新教的灵魂观，不会出现有人升入天堂、有人下地狱的情况。总之，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是有机整体式的。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一直都是中国大陆内外华人家庭观念的主流，也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社会稳定性和文化凝聚力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有现代社会在诸多层面上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很多华人家庭还在继续坚持着从先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有机的家庭观。一般来说，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需要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自我成就以及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人是精神性与灵性的存在，希望后代能够不断地繁衍生息，以延续自己的血脉，并借此让精神与灵魂能够获得永恒的安顿与慰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家长们更加注重他们人生意义的第二个面向，所以华人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孩子转的。纵然这里面有不少功利性与实用性的目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各个社会阶层与处境中的华人家长通常都会把最诚挚动人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都普遍渴望从孩子的成就与事功中获得精神性的安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最朴实平凡的华人家庭也往往展现和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气质与价值。这种动人的家庭图景的源头和根据便是从中国文明创制之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念。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式微以及西方各式现代观念的压倒性影响，华人传统家庭观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正当性很少被从学理和思想的高度加以论证，也很少有华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家庭观对他们生命的重大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更少人主动地、理直气壮地主张和推广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滋育着他们生命的家庭观念。相反，如前所述，在各种现代观念与短期物质利益的刺激与引导下，有些人开始完全放弃乃至背叛传统的家庭观，尽管他们很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他们所抛弃的究竟是什么。在如此混乱矛盾且变动不居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艰巨却光荣的任务。我们不仅要能够清楚地说明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立场，而且也必须要说服自己的孩子们相信，父母想要传递给他们的不是古老过时甚至已经开始衰亡的观念与想法，而是带有永恒的美好盼望并充满无限活力的生命愿景。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家庭必然是注重传承和权威的。同时，中国式家庭本身具有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因为中国的家庭作为一个情感、精神与灵性的共同体，肯定会鼓励和支持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成长，也为个体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我发展空间。我们在拥抱和坚守传统家庭观的同时，也主动地且有选择地向现代社会敞开，让古老的价值观能够在新的时代脉动中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所以，罗列出现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考验，并不是为了让人完全回归到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社会。首先，这是不可行、不合理的，时代和历史已经演变成现代的样貌，人为地逆转历史进程是愚蠢之举。其次，现代文明的确有很多好的面向，人们在对它已经与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保持警惕的同时，应当充分欢迎和吸收它所提供的积极正面的东西。同理，中国人坚持自己的家庭观与家庭教育观念，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理性主义或者个体的自主性，因为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确实创造和发展出现代的很多美好的事物、制度与价值观，应当得到相应的认可与支持。其中的关键在于维系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在家庭生活中要协调好感性与理性、权威与自由的各自角色和地位，学会在利用西方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观念的同时，保持家庭情感、精神与灵性共同体的健康与完整。换言之，我们需要致力于一个双重的目标：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诱惑下，保持家庭的有机整体性和正当功能与意义，同时赋予家庭生活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免它变得过于僵化和不合时宜。家庭有机体虽然很小，但它五脏俱全。维系这样的动态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如何艰难，现代的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此一难题。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一）：危机的成因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直到1930年代，明恩溥的论述主导英语世界对中国人观感的情况才开始发生显著改变。1931年，曾为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赛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该书以赛珍珠此前在安徽农村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乡村生活为基础，描写了安徽贫苦农民夫妇王龙和阿蓝各种苦难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勤俭努力而发家的故事。多年前我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撼。书中两处冷静直白且详尽细腻的描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一处是王龙所在的乡村世界因饥荒而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另一处是本为地主家奴才的女主角阿蓝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的令人紧张得冒汗的险情。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困难挫折，王龙和阿蓝夫妇都靠着默默的坚持和不知疲倦的苦斗一一克服。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与王龙和阿蓝所代表的朴实无华的乡土社会和大地田园相映成趣，真实活波、深刻感人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超乎寻常、几乎举世无匹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大地》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被改编成百老汇剧，1936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后来再于1938年帮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和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由此大幅改观。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恩溥的位置，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人品格与特质的最重要的代言者。 在20世纪上半叶，除赛珍珠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性看法以及中国人自我认知的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部分是为了回应明恩溥对中国人品格、个性与文化的评论，辜鸿铭于1914年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系列论文，此年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英文书名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温良（gentle），大肆赞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美德。林语堂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翻译为《吾国吾民》）是应赛珍珠的建议写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林氏的作品对中国人的品格有褒有贬，强调中国人的温顺、忍耐、冷漠、老于世故、和为贵、知足和保守等特征，不过， 林氏著作的总基调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且伟大的，体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意识。在赛珍珠的大力推荐之下，林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进一步深化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品性的全面了解。辜氏和林氏的这两本书后来又分别都翻译为中文出版，当然也随之掀起一股中国人认识或反省自己的热潮。 这些有关中国人品性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观察之上。明恩溥和赛珍珠以不同的文体和风格直接刻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特质与个性。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作品虽然更像是一般的文化评论，其解说和谈论的对象却也都是中国乡土社会上至官僚士绅下至一般农夫的各色人物。在笔者看来，在这四位的作品中，赛珍珠的小说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召力，能够直击读者的灵魂。赛珍珠对阿蓝的描写尤其精彩，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同村的那些最不起眼或者最不幸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依然不屈不挠地担负起妻子、母亲和女儿的神圣职责，在忍辱负重中拼尽全力为家庭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转机。正如我在“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一文中谈论中国农民时所说，他/她们“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窝囊委屈的。可是，我们如果把之前所有世代的先辈们加在一起，就会感到相当震惊并肃然起敬：连续几千年的生命链条是如此地坚韧有力，其中凝结着怎样的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史？！又成全了何等不绝如缕、永不言败的盼望？！他/她们作为个体是卑微柔弱的，群体的他/她们则配得最高的赞誉和讴歌。”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就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我认为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就揭示中国人内在的品性而言，至少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我还没有看到近现代哪个中国作家或文化评论家能够写出达到《大地》水准的作品。赛珍珠以及明恩溥的眼光是非常锐利且深邃的，他/她们都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西方文明最为推崇的人物是荷马史诗所描绘和颂扬的战争英雄，这些贵族英雄们以其勇敢无畏的开拓性、冒险性举动成为后世西方人模仿的楷模。这些英雄情结一直弥漫于古罗马的征服行动和后来的西欧封建贵族体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人的品格与个性。中国自宋代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自耕农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主干。自耕农的品格与个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品格与个性。赛珍珠和明恩溥作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中国人品格与个性的若干重要侧面，也许与美国本身没有贵族传统以及美国深厚的大陆农耕文化背景有关。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0%，...

在信息爆炸和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阅读仍然是自我教养的必要一环。问题在于读什么以及如何读。我们既需要阅读专业文章和书籍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谋生技能，也要不时参考如何维修马桶或者安装家具的实用手册以丰富自己的生活技能，阅读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和时评也不失为一种获取信息或者休息消遣的方式，朋友圈中亲朋好友的兴之所至的叙事或抒情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些阅读都有益于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也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日常习惯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教养则需要扩大阅读范围并提升阅读质量，其中好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在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图书市场中选择好书，对很多人是一个挑战。尽管我读书不算多，多年的读书经验告诉我，能够真正给个人的眼界、品格、教养和生命带来莫大好处甚至根本性转变的书不超过十本。这样的书当然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应该放在我们书房或书橱中最显要的位置，以供时常翻阅。在确定这十本个人性经典著作之前，每个人都有一个经由广泛阅读的摸索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广泛阅读也是相对的，最好也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因为现在的图书太多了，没有人能够通读所有高质量的图书。 我个人的选择偏好是，近代以降的历史可以读现代人写的，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书读宋朝以前或晚清民国初年的人写的，美国人的书读1980年代以前写的，欧洲人的书读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文艺复兴到二战之前的人写的。在喧闹忙碌的现代社会，在自媒体、短视频铺天盖地袭来的技术大潮面前，能够沉下心读好书，既是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成效和体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读中国古人写的那些传世之作才能给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带来一束强光，照亮感性、智性和灵性生命最幽深奇妙之处。无论是古奥雅驯的《诗经》、《书经》和《易经》，还是饱含生命智慧的老庄孔孟思想，抑或能够抚平安慰我们心绪的唐诗宋词，它们都是凝结着古人心血的生命之作，其中流淌着他/她们纯净坚贞且势不可挡的生命意念和盼望。 在心浮气躁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仔细专注的沉浸式阅读和理解，才能领会和体验到隐藏在经典作品语言中的活波跃动的生命气息。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诗作《和董传留别》中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经典阅读之于我们教养和生命力的意义和作用而言，这句诗堪称最恰切公允的总结。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无需引用太多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周围人群所在家庭的状况，简单了解一下一般年轻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再参考一下中国各大城市惊人地萎缩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家庭正处于解体的危机之中。从根本上说，过去几千年来作为普通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重要根基的家庭，正在四个层面上面临着的非常严重的冲击。 首先，在现代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家庭被工具化，而其作为人之根基与归宿的恒久性和神圣性意义被大幅稀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完全不存在了。家庭成为个人实现其功利目的和/或”幸福“的手段，对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被应用于婚恋嫁娶的各个环节。如果家庭无法达成夫妻双方的功利目的，那它就成了个人生活的障碍，拆散重组就是合符“理性”的选择。由于父母双方都无法诚恳地敬重自己的家族及其历史，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家庭传承。父母的所有说教都指向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功利算计，孩子们从情感上、精神上与灵性上失去了对家庭共同体的深度认可与理解，更谈不上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眷恋和感恩。这种家庭背景下的孩子在长大成人组建自己的家庭时，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家庭的衰落和解体因此就难免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其次，现代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利于家庭的。与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耕社会不同，现代生活方式是日趋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鼓励和刺激每一个个体的物质欲望，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每个人最优先关注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由于现代专业化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高效与便捷，人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大幅社会化，家庭对于一个人生计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远远超过古人想象的物质上的便利、舒适和丰饶，同时还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穷以及饥饿的困扰，而且旅游、娱乐和休闲方式也越来越多。每一个人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很多自由的选择。这种种让人暂时获得快乐的活动也是有机会成本的，因为被外面世界所诱惑必然会让人失去与家人发展和维系深度亲密关系的时间和机会。于是，家庭的情感性和精神性功能也跟着越来越萎缩。 同时，外面的诱惑不是免费的，倒很可能是精准设计出来以瞄准人们的钱袋子的，当人们把日常收入花费在看似精彩的外面世界之后，供养家庭的能力便会跟着下降，于是人们就会感觉养育小孩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理性”的人们于是就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家庭的数量与规模也就江河日下了。非常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城市确实不适合养育孩子。非洲有一则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整村人的努力。传统中国也同样如此，乡村的孩子都是在很多亲戚邻居的帮忙下长大的。现代城市社区里的人差不多都是陌生人，对别人家的孩子可能都不太认识，更谈不上帮忙。城市里的房子普遍比较小，而且住宅小区都被高度规划利用，实际上无论是房子还是小区都不适合小孩子们的随性活动。另外，城市小区里的孩子们接触和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不多，所谓的学习成长都是书本型或才艺型的，手工实践与实际生活能力的培养都不足。毫无疑问，这些状况对孩子们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也都会影响家庭生活的品质和吸引力。 再次，现代生产方式也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很多工作，尤其是收入高且相对体面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前期教育和训练。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对这些工作趋之若鹜，为此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很多时候还要费力地考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他们组建家庭的时间就被迫不断往后推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从事类似的工作，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去参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此一来，他们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都无法负担起抚养多个孩子的重任，只生一个小孩的三人家庭就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工厂流水线、店铺网点或者写字楼隔间，现代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完全分隔的。为了继续工作，生完孩子后的女性只能把抚养照顾幼儿的工作要么外包给社会。对于幼儿和妈妈的身心健康来说，这都不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中国乡村里曾经出现的大规模的留守儿童，更是畸形的户籍和劳动制度的不幸产物。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高效经济体系中，员工出差和加班在很多行业是家常便饭，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的人事管理制度以效率的名义对员工造成很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很多人为了工作而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另外，现代职场或明或暗地盛行的年龄、性别和身份歧视等也直接或间接对家庭的组建和维系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产生与运行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家庭观是冲突的。西方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新教革命推动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其中前两者都基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原子构成的，也由此认为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个人构成的。而且宇宙和社会都是按照机械式原则运行的。相比于传统的天主教，新教革命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也即每个人的灵魂得救与否与父母家人没有什么关系。理性主义的独立原子论思想从肉体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机械性个人主义的存在，而新教神学则从精神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作为启蒙运动大潮中涌现的新教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推崇个人主义的国家。毋庸置疑，这种滥觞于欧洲、并集大成于美国的双重个人主义是推动现代世界形成、发展与运作的最为重要的根本动力之一，当然也是现代世界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思想与观念基础，并对所有已经完成或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造成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然而，正如中国古圣先贤所教导的那样，万事都物极必反。这种个人主义以及奠基于其上的自我抉择、自我成就和自我中心，正是当今美国、西方社会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个体、家庭、社会层面出现全面的精神文化危机的重要因由。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意义、婚姻家庭和家族的解体、社会机器的冷酷无情、道德体系的瓦解、各种稀奇古怪与不可思议的现象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现代个人性、机械式社会的深层危机。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工具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给中国家庭造成了最深的伤害，因为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扭曲了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整体家庭观。中国的家庭关系、结构和功能普遍遭到严重的扭曲，家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活泼自然的生机，而且成为压迫性与强制性关系的牢笼。有些家庭里只有赤裸裸的占有、主宰与支配关系，只有僵硬与死气沉沉的等级划分。实际上，在那里，真正的家庭已经死亡了。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二）：坚守被历史所证明的传统家庭观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之道。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品格即命运”的主张有明显的近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思想、人格与德性素质会影响和决定其外在的表现、作为和成就。两者也都相信，家庭背景、外在环境、教育质量以及生活经验在塑造品格与德性的过程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修身与西方的品格培养都要奠基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这里的个性是指个人的特性，比如高矮胖瘦、肤色性格、智商情商等与生俱来的个人属性。不管一名矮个男子的修养或品格如何，他都无法成为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的高手，同理，一个内向之上无论多么富有德性也不可能在民粹化的喧闹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或明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锻造自己的修养、品格或德性，必须以其天然的禀赋和属性为基础。 所以，《礼记 中庸》在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大意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顺从本性就是遵循道，而培养遵循道的能力便是教化。我们的教养、德性和品格离不开中国文明之道。中国古代包括《中庸》在内的有关修身和德性的教导的确非常富有洞见和智慧。只不过，在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在专制封闭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对自身思想和文化传统的解读和运用日益狭隘、肤浅、僵化和偏执。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仅钦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经典文献体系，还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官方的标准。久而久之，对于赋予中国文明深邃、博大、光明、高贵和厚重等品质的那些精神和思想要素，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系统、周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对修身和德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不知道如何审视和提升自己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看法越发轻浮乖谬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越来越感到陌生和不解之际，西方人开始闯入中国文明的世界。除商人外，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另一支开路先锋是传教士。与只看重经济利益和机会的商人群体不同，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怀揣着非常多的西方文化信念，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品格即命运”的信念。为了传教事业，他/她们也会关注和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品性。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一直在天津、山东和河北传教。在此期间，他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山东通讯员，连续多年在该报纸上刊发自己对中国人（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农民阶层）的看法。1894年，这些英文文章被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书名分别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本文将以《中国人的特性》作为中文书名。全书共有二十七章，除最后一章外，每章都集中描述和评论中国人的某一种品格、个性、态度、习惯或价值信念。第一到四章的主题依次是面子、节俭、勤奋和礼貌，第五到九章的主题是：没有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容易产生误解、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灵活与死板。第十到十五章分别聚焦于混沌模糊的思维习惯、缺少胆量、蔑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性格保守和无视舒服和便利。第十六到二十一章的题目涉及体能、耐心与坚持、满意与快乐、孝顺、仁爱精神和缺乏同情心。最后，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则讨论社会纠纷、相互担责与守法情况、相互猜疑、缺乏诚意以及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从各章的主题词中明显看出，明恩溥不时对中国人的修养德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辛辣的批评和指责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1930年之前，它一直是英语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不少中肯之言和真知灼见，不过它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文化的信心，甚至带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反思和批评。以尖酸刻薄批评中国人“国民性”而闻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据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版，在临终前还敦促将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反省和改进自己的一面镜子。曾经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中文世界的作家柏杨也从明恩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和灵感。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地区，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仍然将此书视为他/她们了解和认识自己同胞和先祖的宝典，甚至欣然自得地将明恩溥捧为“辱华鼻祖”，乐滋滋地模仿他嘲弄和侮辱自己的同胞和先人。 明恩溥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批判羞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最终本意，只不过他的某些观察和看法被中国的激进分子利用了。即便如此，将明恩溥视为开创了批评中国“国民性”之思潮的西方人可能也不算太过。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度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和竞争思潮甚嚣尘上，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出格之处。那些热衷于批判“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现在有些西方的汉学家认为该书中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 相关阅读： 品格决定命运，个性成全自我（二）：中国式品格的力量和价值

良好的话语能力应该是双向的：一个人不仅要当好的话语输出方，也要以真诚包容、谦虚豁达的态度接受话语的输入。虚怀若谷和从谏如流等成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听取和接纳不同声音及意见的胸怀和做法。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特别崇尚聆听和倾听的能力。婴孩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需要听父母家人说话，这样才能自己学会说话，因此听的能力是最优先的。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排序自有其实用且深刻的道理。听不仅是基础的语言能力，它还包含更强、更好的能力。聪明一词的完整含义是耳聪目明。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耳朵对人的觉察力和理解力的重要性不低于甚至高于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喻示的机智、灵活和敏锐是世人推崇的个人能力。在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来交流沟通，因此自然而然就特别注重耳朵的功能和作用。他们通过仔细辨别风声、雨声和雷声来感知和预测天象、气候和四季的变化，他们在布谷鸟的叫声中迎接春天的到来，他们在家畜家禽的叫声中理解它们的生理需要。他们懂得听话听音的道理，也知道以假装听不见的方式避免很多的尴尬和争执。 所有这些生活实践都有助于锻造出古人强大的听觉能力。于是，他们通过听力来触动和激发内心诚挚的情感和精神追求，因而广泛喜欢上民间歌曲。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源自当时中国各地的民歌，而且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是在一唱一和的雎鸠声中开始的。流风所及，当代的中国人也喜欢收听流行歌曲。犹记得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我和二姐试图用简陋的收音机收听港台的所谓靡靡之音。由于我们在远离港台的内陆地区，收音机的收听效果不好，时断时续，不过，我们依然很是着迷。在那个文化创作极其贫瘠匮乏的年代，听一首好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啻为一顿精神大餐，对唤醒和刺激沉睡心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由此也理解了《诗经》中的“国风”何以能够流传千古。 也许是人的天性使然，任何好的东西都可能会被误用和滥用。听力也不例外。有人通过察言观色来揣摩如何对付说话者，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蒙骗别人，也有人以甜言蜜语式的糖衣炮弹来拉拢腐蚀别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曲解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听力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又该怎么办？首先，提高自己的话语组织和表达能力，避免或减少被曲解和误解的可能。其次，增强对话语的敏感度和鉴别力，注意区分真心实意、虚与委蛇以及虚情假意的言辞，既不妄加揣度别人的意思，也不轻易掉入别人话语的陷阱，还要有意识地秉持和贯彻兼听则明的原则。第三，警惕自己的人性缺陷。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喜欢褒奖溢美之辞，憎恶苦口良药式的逆耳忠言。培养闻过则喜的胸襟和保持冷静客观的心态是我们人格修养的必备功课。 与日常交往中的听力误用和滥用问题相比，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听觉能力被摧折、被损害问题更加值得注意。无所不在的声音或噪音清楚无误地表明，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完全处于技术的支配之下。人们在屋外要承受各种交通工具的噪声，在屋内则可能被电视广播、网罗视频音频以及流媒体的声音所包围。交通工具固然会带来通勤的便利，现代传播技术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见闻，提供娱乐消遣的机会。可是，当现代人被淹没在技术性声音之中时，他/她们便无法再听到自己内心最微细神妙的声音，也不再能够理解和欣赏我们古人特别欣赏的天籁之音。于是，在遍布世界的技术性声音中魂不守舍的现代人有时会失去自己真实存在的感觉，因为他/她们已经很不幸地不再能够发出独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大概十五年前，我和朋友到北京远郊的山区度假，一下车就被震撼到了。本来，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如空气般包围着我们的各种城市噪音。在极其静谧安详的偏远山区中，我的听力变得极其敏锐，一点微小的震动都能听得到，我再一次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这种久违了的听觉复苏让我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盘旋在我脑中和心里的各种模糊不清又喋喋不休的话语戛然而止了，我又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了。这种静寂空灵不就是天籁之音的一种么？！我们的古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有如此的牵挂和同情式的理解，正是因为其敏锐的听觉能力将内心的诚挚声音与天籁之音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现代人听力的钝化和退化是内在生命活力衰败和减损的具体体现。也许，只有修炼好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教导的致虚守静的工夫，将外来的各种噪音和杂音请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我们才能恢复原本美妙丰厚的聆听话语的能力，找回本真生命的盎然生气。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日常的讲话沟通都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于作为精英阶层文化修养和表达手段的书法，大众化的口语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随意、普遍和深刻。因此，讲话更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情绪、品格与修养。 率真之人讲起话来可能像竹筒倒豆子，性急之人的话语可能像连珠炮一样，沉稳安静之人在讲话时总是不疾不徐，心高气傲之人在话语中常常流露出不屑之意，气急败坏之人可能会口不择言，老谋深算之人则可能话中有话，伪善之人的话语总是显得冠冕堂皇，谨小慎微之人则逢人只讲三分话，钻营巴结之人则以阿谀奉承作为进身之阶。话语可以生动活波、有趣动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和家庭幸福的绝佳帮手。话语也可能狰狞恐怖、拒人于千里之外，变成我们人生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人生的顺逆境况与成就的大小和我们会说话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会说话固然需要组织和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不过，更重要的是，话语的正面积极力量最终来自我们内在的品格和修养。归根结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尽管具体的言语形式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不管如何包装和伪饰，暴君总是会在不经意的话语处暴露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状况。也不管如何拙于言辞，淳朴农民的话语往往透露出诚恳与实在。一个经受住长时间考验的领袖人物会在讲话时散发出自信平静的气质以及安慰鼓舞人心的力量，这都是其良好心性修养和品格操守的自然流露。我们现在之所以哀叹世风日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这样的领袖人物，而现实世界则早就没有了他/她们的踪影。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论语 颜渊》中的“驷不及舌”（意即人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同样生动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的父母长辈经常教导的“祸从口出”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与很多人一样，我在人生旅程中也遇到过因话语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在系统反思过自己的此类经历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当我缺乏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组织与纪律之时，我的话语也同样缺乏控制、组织和纪律；当我的人生智慧有所欠缺之时，我的话语同样缺乏智慧。不用说，这样的话语不仅不会给我带来预想的好处或者便利，反而会给我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比如，我有时会简单地相信，我的真心真意会换来别人的真情实意。可是，我表达心意的话语方式常常是任性直率和不留情面的，结果，我的话语非但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理解，还很可能会得罪他/她们，扰乱了原本的计划，毁坏了可能的机会。 在有了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之后，我逐渐醒悟到，不经意间的话语最能体现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和素养。我外在的失败是我内在的心性、品格和修养问题造成的。首先，我没有设身处地从别人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也就是说我没有充分尊重别人的心情、处境和意念，仅仅自以为是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我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约束精神，直率并不总是优点，有时不过是自我情绪的毫无阻碍的呈现而已，对别人可能会带来伤害或至少是难堪。第三，我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辨明何为恰当合宜的言辞以及表情达意的适当时机，也不知道该运用怎样巧妙周全的方式来更为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心意。所有这些失误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我个人心性修养和品格素质上的缺失导致了言语应用上的失败，或者说，我内在生命的失序导致了外在生活的失序。 因此，我们只有持续加强内在的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才能娴熟运用和驾驭我们的语言能力，让它成为个人身心幸福健康的重要支柱。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有着独特甚至神奇的韵味和吸引力。传统的汉字书写既是一种技巧和能力，也能够反应书写者的个性与人品。所以，中国才有“字如其人”的说法。高明的书法作品所展现的生动气势和精彩神韵丰富了中国人的审美世界。在我出生成长的乡村社会，过年时候每家必不可少的春联是乡村里传统读书人施展才华和表达善意的渠道。乡民们也都借由这样的习俗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语言能力代表着一个人的教养和见识。这也许是中国人之所以普遍注重文化和教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一到过年，就有亲友找他帮忙写对联。我也曾经为父亲的文化水平感到骄傲。父亲也试图教导我练习书法，可惜我耐不住性子，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对于我浅尝则止、三心二意的做法，父亲一定感到很遗憾和无奈，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的品格修养通过书法练习传递给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说明我那时年少心浮气躁，无法凝神静气地专注于干成一件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事。这一性格特点对我此后的人生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现在要我重新做出选择，我一定会刻苦耐心、坚持不懈地练好书法，以此戒掉性急浮躁的性格缺点。 随着钢笔和铅笔等更方便的书写工具的出现，现在很少有人会用毛笔写字，能够欣赏毛笔书法风格和水平的人也越来越少。计算机、手机和其它电子产品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书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连春联也多数都是通过标准化流程印制出来的。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影响语言的显例。毛笔书写所固有的文化修养、品格建造和审美趣味的功能也逐渐沦为少数爱好者的专利。 不过，手写的钢笔和铅笔文字依然能够透露出书写者或细腻或粗犷、或潦草或认真的性格特征，汉字书写所独有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哪怕是在人工智能已经来临的时代。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