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了。我有时会想，中文中某些带有美好象征意味的词汇以后可能会因没有现实的对应物而不再被人使用。比如，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内嵌于慈母一词中的丰富亲切的含义。传统中国虽然是男性父权社会，但中国文明的根本要义在于强调阴阳平衡。慈母作为一种文明符号与象征，是被高度推崇、欣赏和赞美的。《诗经 国风》中有一首诗叫《凯风》，就是专门歌颂辛劳的母亲的，写得非常深情感人。《道德经》更是以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当然，传统中国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存续绵延的，这一切都少不了母亲的功劳。因此，慈母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女儿、妻子和女性的普遍期待。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遇到一些虽然不识字但非常善良纯朴的母亲和老奶奶。在最近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我发现这样的女性日渐稀少，甚至包括在受官方意识形态污染最少的农村偏远地区。 毫无疑问，现在的母亲也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现代母亲的形象与传统的慈母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气韵、风格与内在精神上的不同，也即质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后果。这种文化变迁主要是现代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的结果。现代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都人为设定了很多机械僵硬的标准、要求和规范，而母性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内在生命与灵魂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显而易见的是，后者更为强大、纯粹和深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写出《凯风》那样的诗歌来讴歌它，能够充满想象力地把它比喻为道。而现在，母亲们已经习惯于不再有这样的奢望。 现代意识形态当然是现代性的产物，故而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对女性和母性的伤害尤其巨大。如此具有扭曲性的伤痛与压力必然迫使女性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实实在在是致命的，那就是相当多的女性不愿再繁衍生命。换言之，由于以工具理性和功利计算为基础的现代性压抑、遮蔽和瓦解了源自女性内在生命与灵魂的那种母性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我们人类社会正面临某种史无前例的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这股正席卷全天下的危机肇始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随后蔓延到美国和日本，然后是奋力追求现代化的东亚地区。现在，除非洲大陆和少数穆斯林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和正在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这一发展与蔓延路径与现代性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的路径大致相同。 当今天下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全球家庭和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跌破了能够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为了继续给大众提供现代性所许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欧洲国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移民以为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新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欧洲国家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在外来移民占一国人口比例比较低的时候，这种脆弱的秩序与和谐还能维系；不过，时间一长，一旦移民超过一定的人口比例，原住民的不满和抗议就会浮出水面，并且会随着移民数量的攀升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广泛，社会和政治平衡于是被打破，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内部威胁逐渐增加。现代性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问题，只能不停地推出一些无关宏旨的修补性措施。于是，问题在拖延中不断积累，直到社会和政治危机全面总爆发的那一天。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移民的包容度和同化力都非常高，可是，席卷全天下的人口危机依然让它拙于应付。与欧洲一样，美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下降到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的水平以下，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能够维持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由于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下降，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白人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美国自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大量或高端或低端的廉价劳动力，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欧洲裔移民大量涌入，以弥补美国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不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的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白人占多数和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多数美国白人对此忧心忡忡，川普的政治口号和纲领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川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充分体现出人口危机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冲击和影响。美国与欧洲面临的人口困境一样，限制移民数量以及提高孩子生育补助都只是暂时的缓解办法。简单的物质刺激政策也弥补不了现代性对西方文明内在活力的损蚀与消解。实际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白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区域。那里算得上是美国的文化中心，虽然其人口总数不高，但四所常青藤名校集中于此，包括哈佛和耶鲁。新英格兰地区白人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欧人的美国人群体，当地也是美国现代化最早和程度最深的地区。现今美国东西沿海各州都深受其政治、文化和经济观念的影响。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及其思想后裔不仅在过去很多年间主导着美国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哈佛大学、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然而，恰如他们正日渐衰老且缩减的人口所昭示的那样，他们所推崇和散播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给别的地区所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祝福。
专题
现代家庭危机对华人所造成的困扰与冲击特别严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传统上，华人特别注重家庭的存续、和睦、绵延乃至兴旺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逃避、憎恨家庭。我们似乎能窥见某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功利、僵硬与冰冷的现代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模式下，渺小、孤立和无助的原子化个人只能被动地听命、顺从和适应，个人的生命力和德性品质无法获得独立性，更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组建、维系与扩大家庭所需要的一系列个人与社会条件都逐渐恶化，随着家庭所具有的物质、精神、伦理和灵性庇护功能日渐衰落，个人会更加感到渺小、孤独和缺乏希望，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机制也会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具有压抑性，家庭的价值和意义更进一步缩小。这个恶性循环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便是人口不断地且加速地下降。家庭失去最根本的再生产能力，个人、家庭和社会间的恶性循环也看不到解决的任何希望。 那么，作为不愿随波逐流的个体，我们又该怎么办？我想，在面对如滔天巨浪般袭来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潮流时，我们首先必须要站稳脚跟，检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与文化立场，确立并坚持能够抵御时代风浪的家庭之道。这就需要非常深入细致地理解中国的家庭观念及其背后坚实丰厚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基础。从最基本的观念层次上讲，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宇宙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传统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由可以随意分割的一个个独立原子构成。相应地，中国人的家庭也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父母与兄弟姐妹、祖父母、子女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既是身体的、物质的，也是情感的、精神的、灵性的。比如，在《易经 说卦传》中，八卦中的乾坤两卦被解释为父母，其它六卦则分别代表儿子或女儿。八卦本身构成完整统一的宇宙有机体，而八人家庭则被类比为同样的有机统一体。《道德经》以家庭中的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也即《国风》中的《关雎》这首诗，是讲述婚礼的。婚礼当然是家庭的开始，这样的安排凸显了家庭在宇宙与社会有机体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与重要功能。《中庸》所主张人的“赞天地之化育”的作用，也体现在家庭的生育、养育与抚育功能之上。中国人慎终追远，对先人和后代都负有特别的责任，也投入相当的情感。同时，中国人祖先祭祀所内含的灵魂观注重整体的连续性，大大不同于新教的灵魂观，不会出现有人升入天堂、有人下地狱的情况。总之，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是有机整体式的。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一直都是中国大陆内外华人家庭观念的主流，也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社会稳定性和文化凝聚力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有现代社会在诸多层面上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很多华人家庭还在继续坚持着从先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有机的家庭观。一般来说，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需要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自我成就以及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人是精神性与灵性的存在，希望后代能够不断地繁衍生息，以延续自己的血脉，并借此让精神与灵魂能够获得永恒的安顿与慰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家长们更加注重他们人生意义的第二个面向，所以华人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孩子转的。纵然这里面有不少功利性与实用性的目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各个社会阶层与处境中的华人家长通常都会把最诚挚动人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都普遍渴望从孩子的成就与事功中获得精神性的安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最朴实平凡的华人家庭也往往展现和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气质与价值。这种动人的家庭图景的源头和根据便是从中国文明创制之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有机整体式的家庭观念。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式微以及西方各式现代观念的压倒性影响，华人传统家庭观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正当性很少被从学理和思想的高度加以论证，也很少有华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家庭观对他们生命的重大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更少人主动地、理直气壮地主张和推广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滋育着他们生命的家庭观念。相反，如前所述，在各种现代观念与短期物质利益的刺激与引导下，有些人开始完全放弃乃至背叛传统的家庭观，尽管他们很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他们所抛弃的究竟是什么。在如此混乱矛盾且变动不居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艰巨却光荣的任务。我们不仅要能够清楚地说明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立场，而且也必须要说服自己的孩子们相信，父母想要传递给他们的不是古老过时甚至已经开始衰亡的观念与想法，而是带有永恒的美好盼望并充满无限活力的生命愿景。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家庭必然是注重传承和权威的。同时，中国式家庭本身具有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因为中国的家庭作为一个情感、精神与灵性的共同体，肯定会鼓励和支持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成长，也为个体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我发展空间。我们在拥抱和坚守传统家庭观的同时，也主动地且有选择地向现代社会敞开，让古老的价值观能够在新的时代脉动中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所以，罗列出现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考验，并不是为了让人完全回归到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社会。首先，这是不可行、不合理的，时代和历史已经演变成现代的样貌，人为地逆转历史进程是愚蠢之举。其次，现代文明的确有很多好的面向，人们在对它已经与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保持警惕的同时，应当充分欢迎和吸收它所提供的积极正面的东西。同理，中国人坚持自己的家庭观与家庭教育观念，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理性主义或者个体的自主性，因为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确实创造和发展出现代的很多美好的事物、制度与价值观，应当得到相应的认可与支持。其中的关键在于维系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在家庭生活中要协调好感性与理性、权威与自由的各自角色和地位，学会在利用西方理性主义与个人自主观念的同时，保持家庭情感、精神与灵性共同体的健康与完整。换言之，我们需要致力于一个双重的目标：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诱惑下，保持家庭的有机整体性和正当功能与意义，同时赋予家庭生活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免它变得过于僵化和不合时宜。家庭有机体虽然很小，但它五脏俱全。维系这样的动态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如何艰难，现代的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此一难题。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一）：危机的成因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直到1930年代，明恩溥的论述主导英语世界对中国人观感的情况才开始发生显著改变。1931年，曾为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赛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该书以赛珍珠此前在安徽农村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乡村生活为基础，描写了安徽贫苦农民夫妇王龙和阿蓝各种苦难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勤俭努力而发家的故事。多年前我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撼。书中两处冷静直白且详尽细腻的描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一处是王龙所在的乡村世界因饥荒而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另一处是本为地主家奴才的女主角阿蓝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的令人紧张得冒汗的险情。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困难挫折，王龙和阿蓝夫妇都靠着默默的坚持和不知疲倦的苦斗一一克服。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与王龙和阿蓝所代表的朴实无华的乡土社会和大地田园相映成趣，真实活波、深刻感人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超乎寻常、几乎举世无匹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大地》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被改编成百老汇剧，1936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后来再于1938年帮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和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由此大幅改观。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恩溥的位置，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人品格与特质的最重要的代言者。 在20世纪上半叶，除赛珍珠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性看法以及中国人自我认知的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部分是为了回应明恩溥对中国人品格、个性与文化的评论，辜鸿铭于1914年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系列论文，此年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英文书名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温良（gentle），大肆赞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美德。林语堂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翻译为《吾国吾民》）是应赛珍珠的建议写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林氏的作品对中国人的品格有褒有贬，强调中国人的温顺、忍耐、冷漠、老于世故、和为贵、知足和保守等特征，不过， 林氏著作的总基调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且伟大的，体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意识。在赛珍珠的大力推荐之下，林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进一步深化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品性的全面了解。辜氏和林氏的这两本书后来又分别都翻译为中文出版，当然也随之掀起一股中国人认识或反省自己的热潮。 这些有关中国人品性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观察之上。明恩溥和赛珍珠以不同的文体和风格直接刻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特质与个性。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作品虽然更像是一般的文化评论，其解说和谈论的对象却也都是中国乡土社会上至官僚士绅下至一般农夫的各色人物。在笔者看来，在这四位的作品中，赛珍珠的小说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召力，能够直击读者的灵魂。赛珍珠对阿蓝的描写尤其精彩，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同村的那些最不起眼或者最不幸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依然不屈不挠地担负起妻子、母亲和女儿的神圣职责，在忍辱负重中拼尽全力为家庭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转机。正如我在“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一文中谈论中国农民时所说，他/她们“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窝囊委屈的。可是，我们如果把之前所有世代的先辈们加在一起，就会感到相当震惊并肃然起敬：连续几千年的生命链条是如此地坚韧有力，其中凝结着怎样的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史？！又成全了何等不绝如缕、永不言败的盼望？！他/她们作为个体是卑微柔弱的，群体的他/她们则配得最高的赞誉和讴歌。”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就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我认为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就揭示中国人内在的品性而言，至少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我还没有看到近现代哪个中国作家或文化评论家能够写出达到《大地》水准的作品。赛珍珠以及明恩溥的眼光是非常锐利且深邃的，他/她们都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西方文明最为推崇的人物是荷马史诗所描绘和颂扬的战争英雄，这些贵族英雄们以其勇敢无畏的开拓性、冒险性举动成为后世西方人模仿的楷模。这些英雄情结一直弥漫于古罗马的征服行动和后来的西欧封建贵族体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人的品格与个性。中国自宋代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自耕农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主干。自耕农的品格与个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品格与个性。赛珍珠和明恩溥作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中国人品格与个性的若干重要侧面，也许与美国本身没有贵族传统以及美国深厚的大陆农耕文化背景有关。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0%，...
无需引用太多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周围人群所在家庭的状况，简单了解一下一般年轻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再参考一下中国各大城市惊人地萎缩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家庭正处于解体的危机之中。从根本上说，过去几千年来作为普通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重要根基的家庭，正在四个层面上面临着的非常严重的冲击。 首先，在现代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家庭被工具化，而其作为人之根基与归宿的恒久性和神圣性意义被大幅稀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完全不存在了。家庭成为个人实现其功利目的和/或”幸福“的手段，对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被应用于婚恋嫁娶的各个环节。如果家庭无法达成夫妻双方的功利目的，那它就成了个人生活的障碍，拆散重组就是合符“理性”的选择。由于父母双方都无法诚恳地敬重自己的家族及其历史，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家庭传承。父母的所有说教都指向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功利算计，孩子们从情感上、精神上与灵性上失去了对家庭共同体的深度认可与理解，更谈不上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眷恋和感恩。这种家庭背景下的孩子在长大成人组建自己的家庭时，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家庭的衰落和解体因此就难免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其次，现代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利于家庭的。与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耕社会不同，现代生活方式是日趋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鼓励和刺激每一个个体的物质欲望，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每个人最优先关注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由于现代专业化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高效与便捷，人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大幅社会化，家庭对于一个人生计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远远超过古人想象的物质上的便利、舒适和丰饶，同时还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穷以及饥饿的困扰，而且旅游、娱乐和休闲方式也越来越多。每一个人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很多自由的选择。这种种让人暂时获得快乐的活动也是有机会成本的，因为被外面世界所诱惑必然会让人失去与家人发展和维系深度亲密关系的时间和机会。于是，家庭的情感性和精神性功能也跟着越来越萎缩。 同时，外面的诱惑不是免费的，倒很可能是精准设计出来以瞄准人们的钱袋子的，当人们把日常收入花费在看似精彩的外面世界之后，供养家庭的能力便会跟着下降，于是人们就会感觉养育小孩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理性”的人们于是就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家庭的数量与规模也就江河日下了。非常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城市确实不适合养育孩子。非洲有一则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整村人的努力。传统中国也同样如此，乡村的孩子都是在很多亲戚邻居的帮忙下长大的。现代城市社区里的人差不多都是陌生人，对别人家的孩子可能都不太认识，更谈不上帮忙。城市里的房子普遍比较小，而且住宅小区都被高度规划利用，实际上无论是房子还是小区都不适合小孩子们的随性活动。另外，城市小区里的孩子们接触和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不多，所谓的学习成长都是书本型或才艺型的，手工实践与实际生活能力的培养都不足。毫无疑问，这些状况对孩子们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也都会影响家庭生活的品质和吸引力。 再次，现代生产方式也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很多工作，尤其是收入高且相对体面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前期教育和训练。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对这些工作趋之若鹜，为此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很多时候还要费力地考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他们组建家庭的时间就被迫不断往后推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从事类似的工作，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去参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此一来，他们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都无法负担起抚养多个孩子的重任，只生一个小孩的三人家庭就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工厂流水线、店铺网点或者写字楼隔间，现代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完全分隔的。为了继续工作，生完孩子后的女性只能把抚养照顾幼儿的工作要么外包给社会。对于幼儿和妈妈的身心健康来说，这都不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中国乡村里曾经出现的大规模的留守儿童，更是畸形的户籍和劳动制度的不幸产物。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高效经济体系中，员工出差和加班在很多行业是家常便饭，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的人事管理制度以效率的名义对员工造成很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很多人为了工作而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另外，现代职场或明或暗地盛行的年龄、性别和身份歧视等也直接或间接对家庭的组建和维系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产生与运行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家庭观是冲突的。西方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新教革命推动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其中前两者都基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原子构成的，也由此认为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个人构成的。而且宇宙和社会都是按照机械式原则运行的。相比于传统的天主教，新教革命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也即每个人的灵魂得救与否与父母家人没有什么关系。理性主义的独立原子论思想从肉体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机械性个人主义的存在，而新教神学则从精神上确立了每一个人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作为启蒙运动大潮中涌现的新教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推崇个人主义的国家。毋庸置疑，这种滥觞于欧洲、并集大成于美国的双重个人主义是推动现代世界形成、发展与运作的最为重要的根本动力之一，当然也是现代世界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思想与观念基础，并对所有已经完成或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造成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然而，正如中国古圣先贤所教导的那样，万事都物极必反。这种个人主义以及奠基于其上的自我抉择、自我成就和自我中心，正是当今美国、西方社会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个体、家庭、社会层面出现全面的精神文化危机的重要因由。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意义、婚姻家庭和家族的解体、社会机器的冷酷无情、道德体系的瓦解、各种稀奇古怪与不可思议的现象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现代个人性、机械式社会的深层危机。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工具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给中国家庭造成了最深的伤害，因为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扭曲了中国传统的有机论的整体家庭观。中国的家庭关系、结构和功能普遍遭到严重的扭曲，家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活泼自然的生机，而且成为压迫性与强制性关系的牢笼。有些家庭里只有赤裸裸的占有、主宰与支配关系，只有僵硬与死气沉沉的等级划分。实际上，在那里，真正的家庭已经死亡了。 相关阅读： 现代家庭的挑战（二）：坚守被历史所证明的传统家庭观 现代家庭的挑战（三）：以德性操练克服家庭危机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之道。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品格即命运”的主张有明显的近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思想、人格与德性素质会影响和决定其外在的表现、作为和成就。两者也都相信，家庭背景、外在环境、教育质量以及生活经验在塑造品格与德性的过程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修身与西方的品格培养都要奠基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这里的个性是指个人的特性，比如高矮胖瘦、肤色性格、智商情商等与生俱来的个人属性。不管一名矮个男子的修养或品格如何，他都无法成为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的高手，同理，一个内向之上无论多么富有德性也不可能在民粹化的喧闹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或明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锻造自己的修养、品格或德性，必须以其天然的禀赋和属性为基础。 所以，《礼记 中庸》在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大意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顺从本性就是遵循道，而培养遵循道的能力便是教化。我们的教养、德性和品格离不开中国文明之道。中国古代包括《中庸》在内的有关修身和德性的教导的确非常富有洞见和智慧。只不过，在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在专制封闭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对自身思想和文化传统的解读和运用日益狭隘、肤浅、僵化和偏执。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仅钦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经典文献体系，还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官方的标准。久而久之，对于赋予中国文明深邃、博大、光明、高贵和厚重等品质的那些精神和思想要素，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系统、周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对修身和德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不知道如何审视和提升自己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看法越发轻浮乖谬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越来越感到陌生和不解之际，西方人开始闯入中国文明的世界。除商人外，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另一支开路先锋是传教士。与只看重经济利益和机会的商人群体不同，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怀揣着非常多的西方文化信念，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品格即命运”的信念。为了传教事业，他/她们也会关注和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品性。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一直在天津、山东和河北传教。在此期间，他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山东通讯员，连续多年在该报纸上刊发自己对中国人（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农民阶层）的看法。1894年，这些英文文章被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书名分别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本文将以《中国人的特性》作为中文书名。全书共有二十七章，除最后一章外，每章都集中描述和评论中国人的某一种品格、个性、态度、习惯或价值信念。第一到四章的主题依次是面子、节俭、勤奋和礼貌，第五到九章的主题是：没有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容易产生误解、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灵活与死板。第十到十五章分别聚焦于混沌模糊的思维习惯、缺少胆量、蔑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性格保守和无视舒服和便利。第十六到二十一章的题目涉及体能、耐心与坚持、满意与快乐、孝顺、仁爱精神和缺乏同情心。最后，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则讨论社会纠纷、相互担责与守法情况、相互猜疑、缺乏诚意以及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从各章的主题词中明显看出，明恩溥不时对中国人的修养德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辛辣的批评和指责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1930年之前，它一直是英语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不少中肯之言和真知灼见，不过它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文化的信心，甚至带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反思和批评。以尖酸刻薄批评中国人“国民性”而闻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据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版，在临终前还敦促将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反省和改进自己的一面镜子。曾经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中文世界的作家柏杨也从明恩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和灵感。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地区，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仍然将此书视为他/她们了解和认识自己同胞和先祖的宝典，甚至欣然自得地将明恩溥捧为“辱华鼻祖”，乐滋滋地模仿他嘲弄和侮辱自己的同胞和先人。 明恩溥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批判羞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最终本意，只不过他的某些观察和看法被中国的激进分子利用了。即便如此，将明恩溥视为开创了批评中国“国民性”之思潮的西方人可能也不算太过。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度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和竞争思潮甚嚣尘上，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出格之处。那些热衷于批判“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现在有些西方的汉学家认为该书中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 相关阅读： 品格决定命运，个性成全自我（二）：中国式品格的力量和价值
现代语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既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也左右着人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特性，每个人都首先要学习和掌握一门或几门用于谋生的专业语言，不管是科学语言、法律语言，还是商业语言、医学语言。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人已经被笼罩在由现代语言所编织的巨大网络之中。如果有人不幸选择了不适合的专业或者进入不适合的行业，他/她可以被认为是陷入了专业的语言陷阱之中。更不幸也更普遍的问题是，现代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各种成果时，却可能会陷入人生的语言陷阱之中，因为主导和支配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现代语言大多都是工具性、技术性和功利性的，很少有关于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长期侵泡在这种语言之中，人们很难从中理会和欣赏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和价值，也就很难知道如何才能过上神清气爽、安然舒泰的日子。在与母亲交流时，我必须切换到她能够听得懂的那套传统中国语言。仔细想一想，其实母亲的那套语言才是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和心身获得滋养的语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最难舍弃的盼望、最深沉的灵性追求，都还只能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 正因为语言既是我们生存之必需，又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之陷阱，我们的古圣先贤们便非常注重语言。这包括在承认和运用语言之正面力量的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并警惕语言的潜在破坏作用和负面影响。《周礼》中周代贵族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有语言项目（书），中国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则显示中国文化重视书面语言和文献的教育功用。《论语·先进》所载的著名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其中语言排第二位。事实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也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讲究其中细微的差异。比如，我小时候对远近不同的亲戚各有特定的称呼，在与其交谈时要运用恰如其分的敬语和语调。另一方面，《尚书·皋陶谟》和《论语·学而》都对“巧言令色”提出警示，《论语·里仁》则鼓励赞赏“讷于言”。中国人普遍不喜欢巧舌如簧之人、口蜜腹剑之人、拍马逢迎之人。 语言被滥用和误用的问题也从反面证明了语言在传统社会中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和作用。所以，老子谆谆告诫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见《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不仅如此，老子还开宗明义地宣称言语本身无法抵达大道，因为“道可道， 非常道”（见《道德经》第一章）。老子的结论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见《道德经》第五章），所以建议要“行不言之教”（见《道德经》第二章）。庄子对如何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和摆脱语言陷阱有更加具体深入的阐发。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令人信服地辨明了“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道理。他又在《知北游》中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其言外之意是让我们效法不言而美、不言而安和不言而成的天地之道。庄子在《外物》中提出摆脱语言陷阱和网罗的解决办法：“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无言而无不言的和谐默契与心领神会直通我们最悠远辽阔的精神和性灵世界，直抵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生命本根之处，让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与逍遥。 这种既重视语言、又警惕语言陷阱、还追求超越语言之境的态度是古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智慧。也许是因为先人们馈赠我们的文明遗产太过丰富，我们根本不知道珍惜这些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下来的卓越洞见。对古人的不屑一顾实际上透露出我们的肤浅与轻佻，也难怪我们常常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与麻烦之中。在以语言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我们尤其要重新学习和发扬被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充分证实了的语言智慧。首先，我们要持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在日常私人生活和公共活动中，还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我们良好的个人修养、美满的家庭生活、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公共参与都仰赖于我们扎实有力的语言能力。我们不仅要把语言视为必须掌握的硬知识、硬技能，而且要从更根本、更基础的角度看待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或左右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取向和价值选择。 其次，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内在的有限性，并警惕它潜在的扭曲和腐蚀作用。现代语言（尤其是专业语言）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工具性是逻辑理性引领和支配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这样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成为庞大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某一颗有用的螺丝钉，却不可能赋予我们整全丰富的存在意义，甚至反倒为我们编造出一个难以逃脱的网罗和陷阱。在现代社会中，语言被污染、被滥用、被操纵的恶劣状况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媒体、广告、公关和宣传迫使人们时刻都要防备由精细微妙的语言所包装的虚假与欺骗。第三，在熟练掌握语言之后，也即在既能正面运用语言、也能察觉语言负面影响之后，我们要有能够超越语言的能力。正如《道德经》首章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无法为人类提供终极的生命安慰与希望。现代语言同样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为了摆脱现代语言的工具陷阱并克服其意义的有限性，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中国古典思想所提供的智慧。中国的文明之道和古人智慧对于我们现代生活远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们全面驾驭并超越语言的绝妙思想遗产。 请看：语言能力决定人生际遇（上）
如果说我们一生的光阴如流水般永远向前，语言就是承载我们生命的时间之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