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与个性

中国人习惯于长期性和前瞻性思维，不与人较一时之长短、论一时之输赢。这样的信念与想法也支配着中国人对勇气的理解和实践。众所周知的成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便鼓励人们这样看待和运用自己的勇气。它一方面强调坚决抵制不公不义以及不屈服、不顺从的勇气。另一方面它又提示人们要忍耐以等待最好的时机和条件。这种忍耐与等待是一以贯之的，不会朝三暮四或者变化无常。在此期间，等待者可能会有挫折、沮丧和失败，但不会放弃希望和准备，也不会轻易改变行动计划。 如果说正如《荷马史诗》所描述和颂扬的那样，西方人展现勇猛精神的最佳场合是战争甚或决斗，那么中国人显示其勇气胆魄的最佳场合是人生舞台。前者就像短跑，是猛烈、急促、狂暴的，需要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对抗的激情、能量和铁血意志。后者则像长跑，在波澜不惊中持续考验着耐力、定力和心力。战争之勇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决出胜负。中国之勇将时间视为朋友，而非敌人；它着眼的是与命运的长久抗争，而非迅疾的决斗。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有枯燥无味的时段、都会经历挫折困顿、失望沮丧和怀疑彷徨，也都可能不得不面对超出预期的艰难逆境。中国之勇对稳定和持久的执着，意味着中国人不会热衷于冲动型冒险或短暂的刺激，因为他/她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超越短期收益或者苦痛的长远目标之上。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具体例证是，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普通的乡民都会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的已到结婚年龄的儿子们盖新房子。新房屋是子孙们安居乐业的场所，既开启了儿孙们的新生活，也承载着他/她们无限的希望。乡民们为了这样的目标，日夜不息地辛勤劳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将节省下来的每一份钱恭谨地储蓄起来。日积月累的节俭和积蓄最终能够让乡民们完成给子孙后代建新房子的目标。 这样的持久之勇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一代一代地接力传递下去，不断地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帮助成就了中国文明绵延不绝的伟大传奇。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是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由慈爱而来的勇气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家庭之中。中国人的父慈子孝的伦理准则隐含着这样的意味：父母为了抚养和教育子女，必须展现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的典故中，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教养环境而勇敢地多次做出迁居的决策。在中国历史上，父母为了养育子女而操劳不休并节衣缩食的现象早就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可是，如果反观其它国家的父母，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父母种种表现的英勇本色。他/她们相信多子多福，为了更多更好地养育孩子，他/她们甘愿终身过着极端节俭清贫的生活。他/她们勤勉谨慎，将包括房子和土地在内的家产尽可能完好无损地遗传给后代，以让后人们能够过上安稳、有保障的生活。他/她们任劳任怨地抚育孩子们的孩子，视孙辈甚至曾孙辈为无价之宝，倾其所有保护、栽培、教养他/她们。他/她们为家庭和家族的繁衍生息所做出的勇敢牺牲和努力，是我们华夏后裔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族群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种珍视、涵育、保护和成全生命的勇气毫无疑问是举世无匹的，也理应得到我们后人的尊重、继承和发扬。 实际上，最能体现这种勇气的是母亲，因为生孩子是最令人尊敬也最难预料后果的勇敢之举。生孩子的过程至少需要九个多月，中间会有各种不便和风险。母亲在临产时不仅有生产之痛，而且可能会留下终身的疾病甚至因难产而失去生命。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母亲所面对的种种危险和折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同理，过去抚养新生婴儿的难度也远远高于现在，新分娩的母亲有时不得不面对新生儿夭折的残酷现实。人类文明能够延续到现在，母亲的慈爱之勇无疑是最坚韧顽强的，当然也是最值得赞美和讴歌的。难怪老子以母亲来比喻那赋予人生命和形体的无穷无尽的大道。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还从反面告诫说，舍弃慈爱、一味追求勇猛是死路一条。（“今舍慈且勇……死矣！“）“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教导同样把生命置于最可贵的地位。中国之勇以生命为基底，也以生命为目标。这与中国文明注重生生不息的大道理、大原则是贯通的。与西方以杀敌取胜作为勇敢之最重要标志和表现的观念相比，中国之勇的积极正面意义显露无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有时为人所诟病，也的确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不过，它也透露出至关重要的信息：表现在超强忍耐力之中的勇气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完成，也正面确认了生命的价值。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二）：敬畏天道和神明的坦荡勇气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中国之勇不是出于意气用事的争斗，而是尊重和敬畏上天的规律和法则，以求获得生命的圆满和幸福，也即成为人生真正的赢家和胜者。庄子对此有更精彩的描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见《秋水篇》）。遵循天道之人对天地神明抱有敬畏之心，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无论困顿或通达都能保持稳定宁静的心绪，在面对艰难险阻时也毫不畏惧退缩。正如荀子在《天论篇》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自然的运行有其不可更易的规则。一个勇者在谋划和行动之前必须首先学会了解和遵循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因为任何逆天之举的结果都只能是挫败。庄子一书中多次强调的“不得已”实质是劝告人们要敬畏和顺从天道，不要乱说乱动。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想什么事全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来办。这种自我中心导致的是人的自大骄傲以及缺乏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心。人类很容易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容易陷入目空一切的躁狂，进而不知不觉地僭越和亵渎天地神明。对这些不良倾向的克服需要很大的勇气、意志和精力。中国传统之所以一再强调要修身养性，就是因为看到了外表刚猛自信实则软弱无能的内在人性缺陷。 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中，勇气显然属于内圣部分，也是其非常核心乃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庄子才以“圣人之勇”界定最高的勇气。这种遵从天道、敬畏神明的圣人之勇让人们永远保持谦卑审慎的姿态。在面对辽阔无限的大自然时，他/她们谦恭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在面对人世间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和波折时，他/她们理解自己的无奈与无能，不会无休止地抱怨，却很可能恳切地祈求祖先在天之灵和天地神明的佑护。他/她们知道，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所做事情的结局。在取得耀眼夺目的外王成就时，他/她们会真心诚意地赞美和礼拜神明并感谢祖先的恩泽；他/她们不会因此自大到认为自己英勇明智的行为是所有这一切的全部原因，反倒会虚心地认可趋势、环境甚至好运气的重要作用。对于超出自己理解和掌控的事情，他们怀着警惕戒慎之心，冷静地接受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努力理解其中的奥妙与道理，而不是无端地恐惧或者气愤不平。 圣人之勇不仅表现在自我克制以敬畏天地神明和祖先神灵之上，也要求人们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品格与德行。其中最重要的德行无过于接过祖先的接力棒，勇敢无畏地传承家族的血缘基因和优良风习，让祖先灵魂和自己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安息。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一）：自发有机的朝气与活力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有人常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勇气或朝气。比如，在他的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明恩溥专门用第十一章讨论中国人缺乏生气或胆量的问题。这话表面上有道理，不过，细想之后，笔者觉得这种说法也很成问题。首先，这是个定义问题。如果勇气或朝气仅仅指豪迈张扬、雄心勃勃的个人品性，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的确比较缺乏。它是青春的、外露的甚至是炫耀的。对勇气的这种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近代西方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代起便推崇这样的特性。正如荷马史诗所一直示范的那样，战争是体现和考验这种勇气的最佳场合。中国人所具有的勇气与之不同。那是一种成熟之人所具有的冷静、坚韧和稳固的品质。它带有明智、审慎和敬畏的特质，而力图摈弃冒失、鲁莽以及单纯的胆大妄为。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支撑人们在忍耐中寻求转机和突破。在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临时，它会促动人们毫无犹豫地采取果决大胆的行动。简言之，中国人的勇气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兼顾外在的勇猛果决和内在的审慎节制，有时后一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 《道德经》对勇气有非常精彩和独到的解读。第七十三章的经文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代表着冒失地前进或行动。老子所推崇的勇气是弃绝血气、鲁莽和冲动的勇气。同一章接下来的经文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与西方人崇尚英武、勇猛的战斗精神不同，老子的勇注重克服简单的冲动和好胜之心，通过诉诸于内敛、审慎和明智的方法和路径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揭示的正是同样的道理。《道德经》特别强调要警惕和禁绝自以为是的血气之举，比如第三十章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六十四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那里，最高的勇气是节制自己的私心成见以及冒失的血气，以求顺应道。这样的勇实乃最高之勇。第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慈是合乎道的，因为慈包含了最少的私心成见，也与冒失的血气无干，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能的抉择与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更加仔细地了解和评估中国之勇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第一、中国之勇具有自发性和有机性，不是由外部强加的，也不是被动的施为。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待”之勇，也即一种能够超越外在处境限制与束缚的自由、自在、自发和有机之勇。“慈故能勇”说的就是这种自发之勇和有机之勇。这句话表明，中国之勇主要出自慈爱的本心本性，既无需外力的牵引，也能克服外在的障碍。相比之下，西方之勇更强调面对外部威胁与敌人时的胆气与力量。中国的自发之勇旨在关怀、照顾与协助，而外在之勇与仇恨、敌意和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自发之勇源自人们之间有机的情感联系。慈是自然有机生长出来的情感，是人天生的感性能力的外显，带有强大的、甚至不可阻遏的力量。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父子兄弟间的有机亲情联系最能激发出斗争的勇气，并保证高度危险状况下的相互信任。曾国藩的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比较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由湘江大地上的子弟兵组成的。这种有机的勇武传统在中国一直被传唱和称颂。《诗经·秦风·无衣》中所歌颂的袍泽之情便是最突出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更是充满了这种自发的有机之勇。比如，为反抗满清暴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鉴湖女侠秋瑾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再比如，面对日本人无耻野蛮的侵略和欺凌，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果敢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些大勇之人的动机和力量源泉都是对同胞、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正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她们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或者对敌斗争之中。顺便说一句，俗话说的“慈不掌兵”是指带兵的方法，与笔者这里论述的主旨并不矛盾。 相关阅读： 中国之勇（二）：遵循天道，敬畏神明 中国之勇（三）：保全生命的积极正面之勇 中国之勇（四）：追求“天长地久”果效的持久之勇

直到1930年代，明恩溥的论述主导英语世界对中国人观感的情况才开始发生显著改变。1931年，曾为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赛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该书以赛珍珠此前在安徽农村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乡村生活为基础，描写了安徽贫苦农民夫妇王龙和阿蓝各种苦难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勤俭努力而发家的故事。多年前我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撼。书中两处冷静直白且详尽细腻的描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一处是王龙所在的乡村世界因饥荒而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另一处是本为地主家奴才的女主角阿蓝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的令人紧张得冒汗的险情。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困难挫折，王龙和阿蓝夫妇都靠着默默的坚持和不知疲倦的苦斗一一克服。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与王龙和阿蓝所代表的朴实无华的乡土社会和大地田园相映成趣，真实活波、深刻感人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超乎寻常、几乎举世无匹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大地》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被改编成百老汇剧，1936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后来再于1938年帮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和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由此大幅改观。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恩溥的位置，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人品格与特质的最重要的代言者。 在20世纪上半叶，除赛珍珠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性看法以及中国人自我认知的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部分是为了回应明恩溥对中国人品格、个性与文化的评论，辜鸿铭于1914年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系列论文，此年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英文书名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温良（gentle），大肆赞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美德。林语堂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翻译为《吾国吾民》）是应赛珍珠的建议写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林氏的作品对中国人的品格有褒有贬，强调中国人的温顺、忍耐、冷漠、老于世故、和为贵、知足和保守等特征，不过， 林氏著作的总基调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且伟大的，体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意识。在赛珍珠的大力推荐之下，林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进一步深化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品性的全面了解。辜氏和林氏的这两本书后来又分别都翻译为中文出版，当然也随之掀起一股中国人认识或反省自己的热潮。 这些有关中国人品性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观察之上。明恩溥和赛珍珠以不同的文体和风格直接刻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特质与个性。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作品虽然更像是一般的文化评论，其解说和谈论的对象却也都是中国乡土社会上至官僚士绅下至一般农夫的各色人物。在笔者看来，在这四位的作品中，赛珍珠的小说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召力，能够直击读者的灵魂。赛珍珠对阿蓝的描写尤其精彩，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同村的那些最不起眼或者最不幸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依然不屈不挠地担负起妻子、母亲和女儿的神圣职责，在忍辱负重中拼尽全力为家庭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转机。正如我在“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一文中谈论中国农民时所说，他/她们“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窝囊委屈的。可是，我们如果把之前所有世代的先辈们加在一起，就会感到相当震惊并肃然起敬：连续几千年的生命链条是如此地坚韧有力，其中凝结着怎样的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史？！又成全了何等不绝如缕、永不言败的盼望？！他/她们作为个体是卑微柔弱的，群体的他/她们则配得最高的赞誉和讴歌。”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就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我认为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就揭示中国人内在的品性而言，至少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我还没有看到近现代哪个中国作家或文化评论家能够写出达到《大地》水准的作品。赛珍珠以及明恩溥的眼光是非常锐利且深邃的，他/她们都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西方文明最为推崇的人物是荷马史诗所描绘和颂扬的战争英雄，这些贵族英雄们以其勇敢无畏的开拓性、冒险性举动成为后世西方人模仿的楷模。这些英雄情结一直弥漫于古罗马的征服行动和后来的西欧封建贵族体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人的品格与个性。中国自宋代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自耕农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主干。自耕农的品格与个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品格与个性。赛珍珠和明恩溥作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中国人品格与个性的若干重要侧面，也许与美国本身没有贵族传统以及美国深厚的大陆农耕文化背景有关。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0%，...

在信息爆炸和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阅读仍然是自我教养的必要一环。问题在于读什么以及如何读。我们既需要阅读专业文章和书籍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谋生技能，也要不时参考如何维修马桶或者安装家具的实用手册以丰富自己的生活技能，阅读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和时评也不失为一种获取信息或者休息消遣的方式，朋友圈中亲朋好友的兴之所至的叙事或抒情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些阅读都有益于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也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日常习惯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教养则需要扩大阅读范围并提升阅读质量，其中好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在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图书市场中选择好书，对很多人是一个挑战。尽管我读书不算多，多年的读书经验告诉我，能够真正给个人的眼界、品格、教养和生命带来莫大好处甚至根本性转变的书不超过十本。这样的书当然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应该放在我们书房或书橱中最显要的位置，以供时常翻阅。在确定这十本个人性经典著作之前，每个人都有一个经由广泛阅读的摸索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广泛阅读也是相对的，最好也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因为现在的图书太多了，没有人能够通读所有高质量的图书。 我个人的选择偏好是，近代以降的历史可以读现代人写的，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书读宋朝以前或晚清民国初年的人写的，美国人的书读1980年代以前写的，欧洲人的书读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文艺复兴到二战之前的人写的。在喧闹忙碌的现代社会，在自媒体、短视频铺天盖地袭来的技术大潮面前，能够沉下心读好书，既是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成效和体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读中国古人写的那些传世之作才能给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带来一束强光，照亮感性、智性和灵性生命最幽深奇妙之处。无论是古奥雅驯的《诗经》、《书经》和《易经》，还是饱含生命智慧的老庄孔孟思想，抑或能够抚平安慰我们心绪的唐诗宋词，它们都是凝结着古人心血的生命之作，其中流淌着他/她们纯净坚贞且势不可挡的生命意念和盼望。 在心浮气躁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仔细专注的沉浸式阅读和理解，才能领会和体验到隐藏在经典作品语言中的活波跃动的生命气息。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诗作《和董传留别》中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经典阅读之于我们教养和生命力的意义和作用而言，这句诗堪称最恰切公允的总结。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之道。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品格即命运”的主张有明显的近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思想、人格与德性素质会影响和决定其外在的表现、作为和成就。两者也都相信，家庭背景、外在环境、教育质量以及生活经验在塑造品格与德性的过程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修身与西方的品格培养都要奠基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这里的个性是指个人的特性，比如高矮胖瘦、肤色性格、智商情商等与生俱来的个人属性。不管一名矮个男子的修养或品格如何，他都无法成为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的高手，同理，一个内向之上无论多么富有德性也不可能在民粹化的喧闹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或明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锻造自己的修养、品格或德性，必须以其天然的禀赋和属性为基础。 所以，《礼记 中庸》在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大意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顺从本性就是遵循道，而培养遵循道的能力便是教化。我们的教养、德性和品格离不开中国文明之道。中国古代包括《中庸》在内的有关修身和德性的教导的确非常富有洞见和智慧。只不过，在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在专制封闭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对自身思想和文化传统的解读和运用日益狭隘、肤浅、僵化和偏执。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仅钦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经典文献体系，还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官方的标准。久而久之，对于赋予中国文明深邃、博大、光明、高贵和厚重等品质的那些精神和思想要素，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系统、周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对修身和德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不知道如何审视和提升自己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看法越发轻浮乖谬之际，在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越来越感到陌生和不解之际，西方人开始闯入中国文明的世界。除商人外，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另一支开路先锋是传教士。与只看重经济利益和机会的商人群体不同，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怀揣着非常多的西方文化信念，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品格即命运”的信念。为了传教事业，他/她们也会关注和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品性。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一直在天津、山东和河北传教。在此期间，他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山东通讯员，连续多年在该报纸上刊发自己对中国人（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农民阶层）的看法。1894年，这些英文文章被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书名分别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本文将以《中国人的特性》作为中文书名。全书共有二十七章，除最后一章外，每章都集中描述和评论中国人的某一种品格、个性、态度、习惯或价值信念。第一到四章的主题依次是面子、节俭、勤奋和礼貌，第五到九章的主题是：没有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容易产生误解、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灵活与死板。第十到十五章分别聚焦于混沌模糊的思维习惯、缺少胆量、蔑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性格保守和无视舒服和便利。第十六到二十一章的题目涉及体能、耐心与坚持、满意与快乐、孝顺、仁爱精神和缺乏同情心。最后，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则讨论社会纠纷、相互担责与守法情况、相互猜疑、缺乏诚意以及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从各章的主题词中明显看出，明恩溥不时对中国人的修养德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辛辣的批评和指责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1930年之前，它一直是英语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不少中肯之言和真知灼见，不过它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文化的信心，甚至带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反思和批评。以尖酸刻薄批评中国人“国民性”而闻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据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版，在临终前还敦促将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反省和改进自己的一面镜子。曾经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中文世界的作家柏杨也从明恩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和灵感。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地区，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仍然将此书视为他/她们了解和认识自己同胞和先祖的宝典，甚至欣然自得地将明恩溥捧为“辱华鼻祖”，乐滋滋地模仿他嘲弄和侮辱自己的同胞和先人。 明恩溥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批判羞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最终本意，只不过他的某些观察和看法被中国的激进分子利用了。即便如此，将明恩溥视为开创了批评中国“国民性”之思潮的西方人可能也不算太过。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度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和竞争思潮甚嚣尘上，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出格之处。那些热衷于批判“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现在有些西方的汉学家认为该书中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 相关阅读： 品格决定命运，个性成全自我（二）：中国式品格的力量和价值

叶嘉莹先生辞世，不少人表态，彰显自己的立场、认知和情感。有人对媒体和个人加给叶先生大师、大学者的名头不以为然，甚至大加讽刺；还有人扒粪般地找出叶先生的颂诗时文，以为见识居然如此。有些朋友尽可能做了解释和维护，如胡洪侠先生回应马陈兵的批评就极为认真：尊重陈兵兄个人的判断，但是第一，选择叶先生刚刚离世之际道出这番所谓“独特见解”在时机上是很不合适的，也是很不厚道的；二，认知决定判断，由判断可以倒推认知。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话，还是不说为妙。三，非要把话说得那么刻薄乃至凉薄吗？为什么不能尽量地要求自己有话好好说？刻意把话说得给人“刺痛感”，并不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表现，而是貌似自信、实则自卑的变相表现。胡文辉先生则认为，叶先生跟何炳棣等人当时“激于一时见闻，为波将金村所迷而不自知，爱国之心有余，而观世之眼不足。然亦不必深责，盖棺之际，取其为人为学之大体可矣。”他写诗说，“莫谓著书皆浅易，八篇秋兴见工夫。” 在我看来，叶先生了不起的贡献是以身示范了我们文化中的弱德之美，在这个强霸的世界里，弱者仍有生存的权利，有生存的美好。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中国诗词的最高境界或及格之境就是“无可奈何”，这是中国诗观，也是汉语世界在参赞天地之境给人间留下的标杆，无可奈何并非只有悲观、绝望、沮丧，也有追慕、恋念、心向往之、可爱者不可信、祈求天地神明，等等人生的真实、善和美好。任何帝王般自恋自大的文字，在此诗观面前都没有登堂入室，都离大道相去甚远。叶先生把顾随、王国维乃至千百年来最伟大的心灵们在人生宇宙间的感受再现出来。一如西人所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对叶先生来说，她是芦苇那样美的存在。 刘心宇先生说他当年在加拿大，跟叶先生做邻居，感觉老太太不像活在现实中而是活在诗词的世界里。是的，诗词是我们借以书写的文本，这类文本一旦成立，就替我们在天地间神游，并消解抗击那些非人性非人道的存在。这也是老子对人的存在的观察描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新诗人廖伟棠以诗般的语言说，“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并感激她留给我们的遗产。”他还提到叶先生对他个人的意义，“首先，叶先生从现代文学的概念出发肯定了词人吴文英的词的先锋意识，这可以视为叶先生的观念开放且前卫；第二，用近乎新批评的方式细读《秋兴八首》，对我们新诗人学习杜甫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台阶；第三，通过她的传承和推介，我们重新认识了顾随先生，我得以‘旁听’这位民国最伟大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师。” 有网友则提供一个细节说：叶老师的高徒黄晓丹，这几年一直从我们小镇买百合寄给叶老师。我几次想到此事，都有点小感动，两个这样的女人。

良好的话语能力应该是双向的：一个人不仅要当好的话语输出方，也要以真诚包容、谦虚豁达的态度接受话语的输入。虚怀若谷和从谏如流等成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听取和接纳不同声音及意见的胸怀和做法。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特别崇尚聆听和倾听的能力。婴孩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需要听父母家人说话，这样才能自己学会说话，因此听的能力是最优先的。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排序自有其实用且深刻的道理。听不仅是基础的语言能力，它还包含更强、更好的能力。聪明一词的完整含义是耳聪目明。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耳朵对人的觉察力和理解力的重要性不低于甚至高于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喻示的机智、灵活和敏锐是世人推崇的个人能力。在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来交流沟通，因此自然而然就特别注重耳朵的功能和作用。他们通过仔细辨别风声、雨声和雷声来感知和预测天象、气候和四季的变化，他们在布谷鸟的叫声中迎接春天的到来，他们在家畜家禽的叫声中理解它们的生理需要。他们懂得听话听音的道理，也知道以假装听不见的方式避免很多的尴尬和争执。 所有这些生活实践都有助于锻造出古人强大的听觉能力。于是，他们通过听力来触动和激发内心诚挚的情感和精神追求，因而广泛喜欢上民间歌曲。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源自当时中国各地的民歌，而且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是在一唱一和的雎鸠声中开始的。流风所及，当代的中国人也喜欢收听流行歌曲。犹记得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我和二姐试图用简陋的收音机收听港台的所谓靡靡之音。由于我们在远离港台的内陆地区，收音机的收听效果不好，时断时续，不过，我们依然很是着迷。在那个文化创作极其贫瘠匮乏的年代，听一首好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啻为一顿精神大餐，对唤醒和刺激沉睡心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由此也理解了《诗经》中的“国风”何以能够流传千古。 也许是人的天性使然，任何好的东西都可能会被误用和滥用。听力也不例外。有人通过察言观色来揣摩如何对付说话者，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蒙骗别人，也有人以甜言蜜语式的糖衣炮弹来拉拢腐蚀别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曲解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听力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又该怎么办？首先，提高自己的话语组织和表达能力，避免或减少被曲解和误解的可能。其次，增强对话语的敏感度和鉴别力，注意区分真心实意、虚与委蛇以及虚情假意的言辞，既不妄加揣度别人的意思，也不轻易掉入别人话语的陷阱，还要有意识地秉持和贯彻兼听则明的原则。第三，警惕自己的人性缺陷。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喜欢褒奖溢美之辞，憎恶苦口良药式的逆耳忠言。培养闻过则喜的胸襟和保持冷静客观的心态是我们人格修养的必备功课。 与日常交往中的听力误用和滥用问题相比，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听觉能力被摧折、被损害问题更加值得注意。无所不在的声音或噪音清楚无误地表明，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完全处于技术的支配之下。人们在屋外要承受各种交通工具的噪声，在屋内则可能被电视广播、网罗视频音频以及流媒体的声音所包围。交通工具固然会带来通勤的便利，现代传播技术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见闻，提供娱乐消遣的机会。可是，当现代人被淹没在技术性声音之中时，他/她们便无法再听到自己内心最微细神妙的声音，也不再能够理解和欣赏我们古人特别欣赏的天籁之音。于是，在遍布世界的技术性声音中魂不守舍的现代人有时会失去自己真实存在的感觉，因为他/她们已经很不幸地不再能够发出独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大概十五年前，我和朋友到北京远郊的山区度假，一下车就被震撼到了。本来，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如空气般包围着我们的各种城市噪音。在极其静谧安详的偏远山区中，我的听力变得极其敏锐，一点微小的震动都能听得到，我再一次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这种久违了的听觉复苏让我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盘旋在我脑中和心里的各种模糊不清又喋喋不休的话语戛然而止了，我又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了。这种静寂空灵不就是天籁之音的一种么？！我们的古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有如此的牵挂和同情式的理解，正是因为其敏锐的听觉能力将内心的诚挚声音与天籁之音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现代人听力的钝化和退化是内在生命活力衰败和减损的具体体现。也许，只有修炼好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教导的致虚守静的工夫，将外来的各种噪音和杂音请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我们才能恢复原本美妙丰厚的聆听话语的能力，找回本真生命的盎然生气。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二）：讲话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

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日常的讲话沟通都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于作为精英阶层文化修养和表达手段的书法，大众化的口语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随意、普遍和深刻。因此，讲话更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情绪、品格与修养。 率真之人讲起话来可能像竹筒倒豆子，性急之人的话语可能像连珠炮一样，沉稳安静之人在讲话时总是不疾不徐，心高气傲之人在话语中常常流露出不屑之意，气急败坏之人可能会口不择言，老谋深算之人则可能话中有话，伪善之人的话语总是显得冠冕堂皇，谨小慎微之人则逢人只讲三分话，钻营巴结之人则以阿谀奉承作为进身之阶。话语可以生动活波、有趣动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和家庭幸福的绝佳帮手。话语也可能狰狞恐怖、拒人于千里之外，变成我们人生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人生的顺逆境况与成就的大小和我们会说话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会说话固然需要组织和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不过，更重要的是，话语的正面积极力量最终来自我们内在的品格和修养。归根结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尽管具体的言语形式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不管如何包装和伪饰，暴君总是会在不经意的话语处暴露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状况。也不管如何拙于言辞，淳朴农民的话语往往透露出诚恳与实在。一个经受住长时间考验的领袖人物会在讲话时散发出自信平静的气质以及安慰鼓舞人心的力量，这都是其良好心性修养和品格操守的自然流露。我们现在之所以哀叹世风日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这样的领袖人物，而现实世界则早就没有了他/她们的踪影。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论语 颜渊》中的“驷不及舌”（意即人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同样生动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的父母长辈经常教导的“祸从口出”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与很多人一样，我在人生旅程中也遇到过因话语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在系统反思过自己的此类经历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当我缺乏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组织与纪律之时，我的话语也同样缺乏控制、组织和纪律；当我的人生智慧有所欠缺之时，我的话语同样缺乏智慧。不用说，这样的话语不仅不会给我带来预想的好处或者便利，反而会给我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比如，我有时会简单地相信，我的真心真意会换来别人的真情实意。可是，我表达心意的话语方式常常是任性直率和不留情面的，结果，我的话语非但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理解，还很可能会得罪他/她们，扰乱了原本的计划，毁坏了可能的机会。 在有了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之后，我逐渐醒悟到，不经意间的话语最能体现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和素养。我外在的失败是我内在的心性、品格和修养问题造成的。首先，我没有设身处地从别人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也就是说我没有充分尊重别人的心情、处境和意念，仅仅自以为是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我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约束精神，直率并不总是优点，有时不过是自我情绪的毫无阻碍的呈现而已，对别人可能会带来伤害或至少是难堪。第三，我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辨明何为恰当合宜的言辞以及表情达意的适当时机，也不知道该运用怎样巧妙周全的方式来更为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心意。所有这些失误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我个人心性修养和品格素质上的缺失导致了言语应用上的失败，或者说，我内在生命的失序导致了外在生活的失序。 因此，我们只有持续加强内在的心性修养和品格建造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才能娴熟运用和驾驭我们的语言能力，让它成为个人身心幸福健康的重要支柱。 相关阅读：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一）：书法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三）：倾听 语言能力与个人教养和品格（四）：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