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德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了。我有时会想，中文中某些带有美好象征意味的词汇以后可能会因没有现实的对应物而不再被人使用。比如，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内嵌于慈母一词中的丰富亲切的含义。传统中国虽然是男性父权社会，但中国文明的根本要义在于强调阴阳平衡。慈母作为一种文明符号与象征，是被高度推崇、欣赏和赞美的。《诗经 国风》中有一首诗叫《凯风》，就是专门歌颂辛劳的母亲的，写得非常深情感人。《道德经》更是以母亲来比喻作为生命之源头和皈依的道。当然，传统中国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存续绵延的，这一切都少不了母亲的功劳。因此，慈母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女儿、妻子和女性的普遍期待。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遇到一些虽然不识字但非常善良纯朴的母亲和老奶奶。在最近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我发现这样的女性日渐稀少，甚至包括在受官方意识形态污染最少的农村偏远地区。 毫无疑问，现在的母亲也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现代母亲的形象与传统的慈母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气韵、风格与内在精神上的不同，也即质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后果。这种文化变迁主要是现代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的结果。现代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都人为设定了很多机械僵硬的标准、要求和规范，而母性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内在生命与灵魂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显而易见的是，后者更为强大、纯粹和深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写出《凯风》那样的诗歌来讴歌它，能够充满想象力地把它比喻为道。而现在，母亲们已经习惯于不再有这样的奢望。 现代意识形态当然是现代性的产物，故而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对女性和母性的伤害尤其巨大。如此具有扭曲性的伤痛与压力必然迫使女性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实实在在是致命的，那就是相当多的女性不愿再繁衍生命。换言之，由于以工具理性和功利计算为基础的现代性压抑、遮蔽和瓦解了源自女性内在生命与灵魂的那种母性的本能、直觉和情感，我们人类社会正面临某种史无前例的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这股正席卷全天下的危机肇始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随后蔓延到美国和日本，然后是奋力追求现代化的东亚地区。现在，除非洲大陆和少数穆斯林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和正在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这一发展与蔓延路径与现代性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的路径大致相同。 当今天下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全球家庭和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跌破了能够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为了继续给大众提供现代性所许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欧洲国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移民以为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新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欧洲国家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在外来移民占一国人口比例比较低的时候，这种脆弱的秩序与和谐还能维系；不过，时间一长，一旦移民超过一定的人口比例，原住民的不满和抗议就会浮出水面，并且会随着移民数量的攀升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广泛，社会和政治平衡于是被打破，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内部威胁逐渐增加。现代性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和人口危机问题，只能不停地推出一些无关宏旨的修补性措施。于是，问题在拖延中不断积累，直到社会和政治危机全面总爆发的那一天。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移民的包容度和同化力都非常高，可是，席卷全天下的人口危机依然让它拙于应付。与欧洲一样，美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下降到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的水平以下，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能够维持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由于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下降，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白人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美国自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大量或高端或低端的廉价劳动力，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欧洲裔移民大量涌入，以弥补美国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不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的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白人占多数和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多数美国白人对此忧心忡忡，川普的政治口号和纲领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川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充分体现出人口危机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冲击和影响。美国与欧洲面临的人口困境一样，限制移民数量以及提高孩子生育补助都只是暂时的缓解办法。简单的物质刺激政策也弥补不了现代性对西方文明内在活力的损蚀与消解。实际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白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区域。那里算得上是美国的文化中心，虽然其人口总数不高，但四所常青藤名校集中于此，包括哈佛和耶鲁。新英格兰地区白人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欧人的美国人群体，当地也是美国现代化最早和程度最深的地区。现今美国东西沿海各州都深受其政治、文化和经济观念的影响。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及其思想后裔不仅在过去很多年间主导着美国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哈佛大学、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然而，恰如他们正日渐衰老且缩减的人口所昭示的那样，他们所推崇和散播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给别的地区所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祝福。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拉塞尔·柯克，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便不可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如此大、影响如此深远的成就。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克正是凭借他的出版于1953年的成名作《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不仅在1950年代便开启了美国现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此后也持续不断地为这一运动提供思想和观念的灵感，让它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柯克的先知性思想和无与伦比的才华让他有了一人成军的赫赫威势，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美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座罕有其匹的高峰。直至今日，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偏保守的国家，其中柯克先生的思想贡献，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可是，八年前的我对于这位当代美国首屈一指的天才式思想家（在该书初次面世的那一年，柯克年仅三十五岁）仍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在2011年移居美国后才初次接触到他的作品的。我至今尚能清楚地记得在初读这部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双重震撼。第一重震撼是书本身带给我的。首先，从内容格局上看，《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有一种广博深邃的文明视角和高贵典雅的文明抱负，厚重质朴中透出发自内心的温情善意和普世大爱。不难看出，作者怀有悲天悯人的文明胸襟，于博大深刻中不动声色地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在本书中以永恒真理和现实人性为支点，以18世纪晚期以来的现代历史为参照，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为后人提供富有智慧的思想和行动建议。一言以蔽之，这是带着生命气息的思想，而非冷冰冰的基于所谓的客观理性的知识；这也是带给人文明的盼望与希冀的思想，而非让人绝望或无力的知识。其次，从论述风格上讲，作者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将他的闪耀着理性和灵性之光的真知灼见娓娓道来，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亲切随和的文风与无处不在的文明情怀相得益彰，也许，这种文风最适合表达作者最为在意的那种宗教情感和习俗性生活经验。笔者推想，柯克先生是在有意识地以谦卑的态度阐述、升华、传播、分享一种高贵的文明理想。非常让笔者感到振奋的是，这种风格与中国人注重情感和实际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不同于很多思想类作品的诘屈聱牙和故弄玄虚。再次，从语言技巧上说，书中既有严谨慎重的逻辑推演，也有优美畅快的平铺直叙，更有充满想象力的诗意表达，语言优美文雅却没有华而不实的虚浮。这种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书中交替出现，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交织融合成一曲既冷静从容又热情澎湃的超长的交响乐。内容、风格和语言这三个方面都如此出色同时又相互增光添彩的佳作，实在太少见了，所以，笔者被深深地震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乎，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八个字。对笔者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阅读体验。 笔者感受到的第二重震撼是，自己对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竟然如此无知，对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了解居然如此浅薄。在阅读本书之前，笔者自以为对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理念和政策有所了解，可是，看完此书之后才明白，以前的那种理解过于粗鄙简陋，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狭隘偏颇。换句话说，以前的口号式理解可能适于轻率地在政治上选边站队，与政治思想和见识无关，更与文明意识和永恒真理无关。质言之，书中所阐释的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哲学，更是一种关乎文明本身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保守主义的视野远远超出政治，柯克先生在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是道德问题，也即与永恒真理息息相关的文明问题。因此，文明才是保守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思想主题，而政治是文明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是从文明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的。虽然政治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文明有重大的影响，但文明必须高于政治，而不能相反。人类只有拥抱基于永恒真理的文明与道德，才可能有资格享受秩序、正义与自由，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不义和强制。如此一来，人们才可能活在希望之中，每个人内在的生命之花才可能充分地绽放，社会才可能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仁爱有序的共同体。就这样，在书中所呈现的广阔的视野，诗性的洞见，理性的澄明以及信仰的质朴面前，我思想情感上的粗鄙、肤浅、庸俗和自以为是统统现出了原形。 因此，《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改变了我，不，它提升了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是，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身上的文明传统或“基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会想起爷爷在我儿时对我的基于传统伦理的谆谆教导，想起一生遭逢无数磨难却不改善良质朴宽厚本色的父亲，想起我在其中长大成人的河南信阳毗邻安徽的一个有各种矛盾冲突和传统陋习却仍大体上充满温情和敬畏感的习俗性社会。无论是爷爷的谆谆教诲，还是父亲的人格榜样，抑或故乡的偏远闭塞却非常具有人情味的农村习俗性共同体，都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的结晶，都部分地体现了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真理，也都值得作为继承人的笔者去回味、珍惜与呵护。正如本书作者最为推崇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言，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死人、活人与未出生之人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不管我们出于何种原因武断地割裂这种灵性与社会的永恒联系，文明便陷入了险境，我们的后人将很可能生活在文明的废墟之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便没有了依托。 于是，一方面基于对这本书所展现的文明高度与文明力量的倾慕，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自己成长环境中的那些文明要素表达敬意，笔者决定动手翻译这部作品。 总起来说，这是一部论辩色彩极浓的书。正如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伯克所预言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富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自此以后，各种追求新花样的创新思潮不断地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挑战作为西方文明之根基的宗教道德体系。职是之故，具有文明守护意识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起而回应法国革命以来的种种新思潮、新花样和新挑战。这本书就是对从1789年到本书初版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的思想论辩的提炼、总结、升华和扩展。正如本书作者在第一章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保守主义主要应对的是这六大思潮：“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休谟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盟友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这六大思潮都属于积极要求变革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激进思潮。柯克先生是如此概括除达尔文主义科学信仰之外的这些思潮在五个方面的相似性的：它们都认可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也即认可人有变为神的潜力，否认人的罪性；它们都反对基督教的传统，摈弃先人的智慧，否认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它们都一方面追求政治上的均等化，蔑视基于自然差异的秩序，另一方又都推崇中央集权；它们都鼓吹经济上的均等化，质疑财产权，尤其敌视土地财产权利的拥有者；它们都不认同伯克的国家观，因为伯克视国家为”道德实体，一个联结死人、活人和未出生者的精神联盟。” 上述激进思潮虽然历史渊源、立场、角度和诉求各异，但它们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也还各有其继承人和支持力量。为建设性地回应这些思潮以及它们各自的诉求，柯克先生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六项核心准则： 首先，“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这种神圣意志既规定了人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人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紧密相联的，要想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神圣意志或者天命天意是人的道德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为“狭隘的理性…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合宜的政治是在现实生活中将被如此理解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付诸实践的艺术。 其次，“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绝大多数传统的生活方式既不“落后”，也不迷信愚昧，而是有着鲜活生命力和“愉快的趣味”的生命实践。而且传统生活基于各地的历史经验和习俗，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所以“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世界是有秩序的，保持道德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有序状态是文明存续的前提。这些秩序都建立在人的自然差异之上，追求平等的秩序最终要么陷入暴政的泥潭，要么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 第四，保守主义注重对财产权的保护，认为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石，没有了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便不复存在。作者在书中特意指出，“伯克之后的保守主义从洛克的全部观念中继承下来的只有这一点：政府源自保护财产权的需要。”而且私人财产权会促进文明社会的良性竞争，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 第五，保守主义认为传统习惯具有约束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与欲望的功能，因此是文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相比于现代的理性计算，传统的习俗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净化作用，因为习俗中凝结了无数代前辈的生命体验和智慧。 最后，保守主义反对不停地追求创新改革。社会是精妙复杂的文明体系，其中既蕴藏着先人们的智慧，更有美好的神圣天意。大幅改变社会往往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保守主义不排斥变化本身，因为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 柯克先生正是以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原则为经，以它反对的各式各样的激进思潮及其变种为纬，通过本书所选择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描绘出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书中的历史人物都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出身、性格和背景，但正如作者所说，“保守主义者从伯克那里继承了一种才干–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因此，书中的各个人物都有针对自己处境和问题的精辟独到的思考分析，也都有让人击节赞叹的洞见和思想火花。这些更加细微和具体的论述让上面所罗列的保守主义原则丰满充实起来。保守主义者的处境化思考方式体现出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审慎的权宜之计的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它虽坚持原则，但不将原则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方式，保守主义才得以在历史的流变中保持充沛的应变力和竞争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保守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一波波变革潮流的冲击下，始终不忘那永恒不变的道德真理。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保守主义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锚定在那永恒的真理之上，它才能抵御住历史和人性的狂风巨浪的冲击，成为文明的最有力的辩护者，维系者和扩展者。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在预言并期待保守主义的复兴时，着重谈了美国的角色和作用。在本书初版时的1953年，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延续提升人类文明的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它的肩上。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柯克从美国的这种文明使命中感受到的不是虚荣和骄傲，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忧患意识。他明确指出了美国的两种可能的角色选择：“作为一种毁灭性力量的美国与作为文明守护者的美国。”事实上，这种宏大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正是柯克作品能够说服人和打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应成为我们学习和理解保守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现代世界的格局大体上是英美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奠定的。英美保守主义最让人钦佩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指出了现代世界格局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以解决缓和这些矛盾和问题作为自己思想的宗旨和目的。本书所体现的思想活力、文明自觉意识和内在的担当精神恰恰是英美能够主导现代世界秩序的最根本的基础。亲身经历过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柯克先生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健康有力的文明意识，现代世界不仅会提供丰裕的物质和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能导致毁灭人类和地球的战争。 保守主义不仅着力于避免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毁灭性冲突，而且非常关注现代性对人本身的冲击和伤害。因此，研习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最大益处也许不在于找到一条迅速成功的道路，而在于理解文明的内涵以及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丰富性。柯克先生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强调，尤其需要警惕现代社会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他在书中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警告说：“它【物质主义】不会败坏但会弱化灵魂，并无声无息地扭曲行为的动机。”然后作者自己评论说，“这种沉湎于有限世界的做法会极大地遮蔽对无限世界的任何感知；由于漠视灵性力量的存在，人不再是真正的人。”这是保守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为深刻的批评和警示之一。保守主义所忧虑的是，现代性本身可能成为通向奴役之路，因为在现代的机器化、信息化生产与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在过于强调物质欲望和自我满足的现代思想的助推下，人们可能会变成一个个失去灵魂和道德依归的原子化个体。这些个体除了满足自己当下的物质欲望外，对先人和后人不再有任何责任，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真正的人（也即富有道德、灵性和理性的人）最终会消失，文明将不复存在。究其原因，很多人推崇的现代化与人类几千年的宗教、道德和文明传统割裂，蔑视人类的集体文明智慧，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看似生机勃勃，实则一直在为自己的败亡甚至文明的消亡添砖加瓦。在这样的关头，人类文明的存续需要保守主义的复兴。人类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与先人和后人永远联结在一起的永恒的灵性与社会共同体。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保守主义强调永恒之物，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极力反对把现代与传统对立并截然两分的做法。 鉴于此，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文明的真善美以及高洁脱俗的气质和品味。不过，以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主义所保守的那些特质的产物，因为正是这些高洁脱俗的文化思想体系才使得资本主义赖以发展壮大的科技创新、现代管理、法治秩序、信用体系成为可能。这种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因而能创造出巨量的财富，并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联袂而至。资本主义与民主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和意识形态体系又威胁到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与品味。这就是西方世界现代很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冲突的来源。因此，保守主义在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有非常明显的内在张力。比如，保守主义强调财产权和富有德性的领袖阶层的重要意义，却同时又要照顾民众，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反对过度甚至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对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保持警惕，却又只能暂时寄身于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保守主义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却又要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辩护；保守主义强调竞争对社会活力的重要性，却又非常警惕缺乏文明意识的财阀或富豪。这些两难并非是由于保守主义立场不坚定。恰恰相反，它们正体现了保守主义对待自己思想的谦卑态度，因为保守主义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承认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多样性，以及权宜之计和审慎的重要性，反对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化、格式化或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的原则被应用于极其复杂且变动不居的处境中，难免会得出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结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种思想上的谦卑反映了保守主义对人性两难的认知，以及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认知，也促使他们非常敬重宗教与习俗。其中的原因是，千百年来，宗教信仰和习俗在应对人的现实问题时需要不停地面对这种人性的两难和理性的有限性，在此过程中沉淀了有时不易为人察觉的那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集体智慧。因此，它们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存储器，是连接现实与永恒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与灵性的载体，是让处于急速变革时代的现代人依然能够拥抱意义、价值、爱与希望的无比珍贵的文明遗产。...

以下内容根据余世存老师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口述 | 余世存 整理 | 汉坊 来源 | 山东青庐（ID：sdqingluhui） 易经中的女性与时间 十多年前，我在研究《易经》时，意外发现三八妇女节与离卦相对应。但丁也有一句诗，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他说的女性，代表着温暖和光明，离火就是代表温暖和光明。 这让我首次意识到女性与时间的联系。 去年，我受邀在Ted演讲男女吵架的底层逻辑，但年轻团队对此话题不大感兴趣，他们认为性别差异已淡化。我仍坚持认为男女吵架是永恒话题，我是真正的把男女做了一个区分，我认为女性代表时间，男性代表空间，男女吵架其实体现了时空冲突，这是我对时空话题的一个基本理解。 此外，中国人常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也反映了时间被分为刚柔，与性别的男女相对应，体现了男女在时空中的不同作用。 尽管现代社会性别认定更加多元和流动，但是我们是在我看来，它还是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所以，性征仍重要。这也使得，在妇女节分享我对女性与时间二者的关系与理解很有意义。 文明创造历史中的“她力量”...

由身自然延伸到天下的同心圆结构基于或暗示了这样的想法：与身一样，家、乡、国与天下都是鲜活的、有灵魂的生命有机体或共同体。在这样的有机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因互相依存而形成整体。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状况不好，其它部分也很难长久地维持良好的状态。就身/个人来说，头脑、身体与耳目要配合良好才算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在家里，长辈和子孙除遵守基本的伦理规则并相互亲爱之外，也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人格，才能维持长久和睦美好的家庭氛围。以此类推，宁静祥和的乡村社会里没有利益垄断和强欺弱、众凌寡的现象，邻里守望相助，结成一个让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社群。治理良好的国家则没有独断专行、腐败横行、任人唯亲的体制问题，民众拥有和分享国家的最终主权，而且国家所有重大政策都会惠及所有民众。在天下的层面上，大国尊重小国，小国也同样敬重大国，霸权不再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国与国之间残存的冲突也都被限制在很小的层级、范围与时间段。世人皆知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不过，那最多只能算是部分地表达了老子的政治社会理想。这里所揭示的图景才深刻全面地体现了老子的社会理想。 第五十四章第一句明确表明，这种全面的理想社会的根基与归宿是以子孙后代为载体的身与家。通过子孙后代持续不断的祭祀，个人获得永恒的安息，并且其永恒的盼望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只要身与家这两个有机体能够健康长久地存续，乡、国与天下便同样会保有长久的生命力。《诗经·大雅·緜》是周人的一首史诗，描写了从祖先古公亶父到其家室和子孙再到其族群的创业开国的过程。这首诗用来起兴的“緜緜瓜瓞”四个字便非常生动活泼地展现了这种身、家与国、天下内在的有机性。“緜緜瓜瓞”意思是说大瓜、小瓜绵延不绝，生命力饱满的植物象征着家庭或家族有机体人丁兴旺的繁茂景象，而人口的繁盛是生产劳作、抵御外侮、建立邦国的基础。另外，诗人在描述身、家、乡、国的辉煌成就时以有机植物的样态作为起兴，这一写法本身就暗示了天地万物一体式的有机宇宙观，与《道德经》五十四章的深层含义是相通的。 换言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丰富内涵包括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之道，有机的宇宙观和超越的灵魂观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老的农耕传统和乡土社会既是这些观念的源头，又是它们的载体。不过，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老子的时代显然是非常不同的。在身/个体的层面，不仅我们的食衣住行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心性与德性教养也越来越远离古典的标准；在家庭层面，人们结婚与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离婚率越来越高，家庭越来越小，越来越原子化与脆弱，家族则基本上已经解体；在乡的层面上，乡村逐渐被城市侵蚀，曾经守望相助的朴素的邻里关系带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化色彩，土地的价值与意义都大打折扣，很多从乡村出走的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在国家层面上，交通通讯技术似乎缩短了人们物理上的距离感，却也扩大了人们心理上与情感上的距离感，统一、快捷、高效的商品和劳动市场将不同地区的人和群体纳入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其中的个体的孤独、无助和无意义感则越来越强；在天下的层面上，不同国家的人员、商品与劳务交流越来越频繁，技术、观念与消费风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复制也越来越快，不同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的交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世界各国的文化品质与德性教养却出现持续且无法遏制的下滑趋势。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唯物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世界中，在城市化、机械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的浪潮扑面而来的新时代，在传统不断被颠覆、对永恒的信念与向往被不断侵蚀与瓦解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守护乃至发扬光大这些曾将希望与光明带给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信念与思想？那么，在时空大为不同的处境下，我们该如何具体地理解、认知和践行老子之道？我们在现代物质、观念、制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重重包围之下，我们该如何将知行合一的原则运用于老子之道？我们到底该如何具体有效地建造和守护生命的根基与归宿，以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不要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自身开始做起。这无疑呼应了第五十四章第一句话的教导：身与家应该既是我们出发地，又是我们的终点，所以应该成为我们修道成德的起点与目标。与此同时，《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修道同时是一个教育或教化的过程。不过，由于现代中西方的学校教育几乎全部集中于实用性、技术性以及功利性的知识与技能，与传统的专注于道的教育截然不同，我们似乎不得不以家庭教育或其它方面的教育作为修道成德的路径。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其它形式的教育，我们都应遵循老子提出的观的方法来了解和把握道，然后遵循知行合一的方法来修道与行道。鉴于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身与家，然后才扩展到乡、国与天下，家庭教育反倒提供了比学校教育更为合适的方法和场域。所以，我会选择以自己个人的家庭为视角来渐次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通过观察与对比道在身、家、乡、国和天下各个不同层次与面向上的具体表现，探究该如何在相应的层次上修道成德，以最终找到能够依靠的灵性的以及现实的根基与归宿。事实上，最终引发笔者思考这些问题的也是本章开头所记述的我们父子间的一场不正式的聊天。我接下来要做的则是，依据上面所阐述的《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丰富内涵，将这场聊天所涉及到的话题以及所触发的思考加以扩展和延伸。 请看： 家教与修道成德（一）：父子聊天引出的问题 家教与修道成德（二）：《道德经》的启示

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将我引向了《道德经》，尤其是其中第五十四章的内容：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段经文可以翻译成下面的现代文： ”被妥善建造者，不会被拔除；被妥善抱持者，不会逃脱；这样，子子孙孙的祭祀就不会断绝。修道于身，其德性就会真朴；修道于家，其德性就会充沛；修道于乡，其德性就会长久；修道于国，其德性就会丰盛；修道于天下，其德性就会普及四方。所以要：以你身察看他身，以你家察看他家，以你乡察看他乡，以你国察看他国，以你的天下察看他的天下。我是怎么知道天下是这个样子的呢？靠的就是这个。“ 如果稍微深入地解读一下上面的经文，我们便会明白，对于象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一样的现代人，其中蕴含的信息明确指示了让现代人避免和摆脱如此生命困境的绝佳出路。我们现在就开始比较深入细致地研读这段经文，看看老子的智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现代人成就美好光明的人生的。 首先，”善建者”之所以”不拔“，是因为妥善建造意味着培植、养护与巩固牢不可破的根基，奠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的建造自然不会被轻易拔除。”建”必然蕴含着成长与扩大，也同时会带来新颖与不同。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小到大以及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也都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新奇且与众不同的特质与样貌。坚固根基的必不可少的意义与作用就在于，一方面，它持续地承载、吸纳和融合生命过程中的各种面向与波折，让生命过程得以持续地展开。另一方面，在个别的、表面上的物理性存在因生命周期而自然终结时，深层的根基会孕育出新的替代性的生命过程，从而让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地绵延下去，正如《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所言，“死而不亡者寿”。 其次，“善抱者”之所以“不脱”，其中的缘由在于，这里的抱不是物理性的用双手紧紧抱住，而是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持久的归宿，创造出强烈的、自愿的归属感，让人一直都有归往的愿望与意志，而且永远都不致产生漂浮不定的迷失感。这样，逃脱或脱轨的问题与风险也就不存在了。与《道德经》第十章中的“抱一”与第十九章中的“抱朴”一样，这里的“抱”意指守护，只不过守护的方式要积极主动，以让生命拥有天长地久般的永恒归宿，而不只是消极被动地甚或强制性地严防死守。《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的另一段话“不失其所者久”完美地总结了守护的长久意义与价值。 根基与归宿都是指向道的，因为道是最终的根基与归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造要以道为标准，守护要以道为标的。道是无形无象的，但不是虚无缥缈、无可把握的。这些根基与归宿需要具体地呈现于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之中，并成为可以完全信赖的对象。道连接并统合了生命的根基与归宿、生长与守护，成就了一个持续敞开、变动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建造与保守的过程。《道德经》第十六章对这一过程有着非常凝练和精彩的描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里的“归根”一词表明，归宿便是根基，根基也是归宿，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子孙以祭祀不辍”是建造根基与守护归宿的自然合理的结果。“归根曰静”意味着回到生命的本源处，那里虽然安静，却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所以总是能够让生命回转与延续（“复命”）。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婴孩到死亡的生命周期，不过，有了“归根”，有了“复命”，生命本身就会绵延不辍。子与孙的连用意味着，这种生命的连绵不绝是以家庭为载体的，也是以家庭为前提和基础的。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子孙泛指后代，应该也包括女儿、孙女等女性后代，老子本人不可能歧视女性，因为《道德经》中多处以母性/母亲比喻道。因此，上文谈到的建造根基与守护归宿就不能仅仅与个人有关了，而是必需将家庭纳入进来。就家庭而言，祭祀是联结先人与后代的枢纽与关键。祭祀的对象是先人的永恒的灵魂，所以，人们建造与守护的对象就不仅指有形的肉体，还必需包括无形的灵魂。总而言之，理想的建造和守护效果是，子孙后代不仅肉体上能够延续，而且灵性上也会与先人们相通，所以才会不停息地祭祀他们。 第四，以上所有理想效果的前提条件是“善建”和“善抱”。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善”究竟是指什么？或者说，怎么做才算“善”？善不仅要求有对是非善恶的认知与判断，而且有将好的或对的观念与价值付诸实践的能力。这种对知行合一的要求和追求是道家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信念。可是，《道德经》第七十章告诫我们：“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就是说，《道德经》的素朴明晰的教导是容易了解掌握的，其所推崇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也是易于践行的，只不过没有节制的占有欲、主导欲与控制欲阻碍了人们对道的认知与践行。那又该怎么办？第五十四章接下来的所有内容都是回答这一问题的。 第五，要想获得由“善”而来的果效，就必须修道。为什么？这就要从作为《道德经》一书之名称的“道德”二字谈起。这里的“道德”与一般常见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非常不同。“道”当然是指统摄一切的总源头、总原则、总规范、总根本、总动力、总归宿，德则是从道而来的全方位的能力和特质，包括感性的、智性的与灵性的能力和特质。这些全面的能力与特质可以统称为德性。推动与指引善行以及塑造品格和价值观的是德性，而德性的源头在道。换言之，只有修道才能培养出德性，只有培养出了德性才会有恰当得宜的认知和善行。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在身、家、乡、国与天下五个层次上修道成德的要求。每个层次上的道均有各自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每个层次上的德性也各具特色，我们会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再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德性特色。 第六、与修道并行的是要去了解和认知道。怎么才能认识到身、家、乡、国与天下层面上的道？这里给出的答案是观察同类的事物。观在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固定短语–人生观、宇宙观和价值观–就非常形象地说明，观已经融汇进中国文化的血脉与精髓之中。《道德经》在第一章中就说要观察万物的奥妙与极限状态（“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第十六章则提到观察万物的往复变化（“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周易·系辞》也说“君子居则观其象”，“动则观其变”。通过观，人们可以领悟道在不同事物上的各具特色的表现，发现这些事物各自所具有的从道而来的本性。 第七，显而易见，这里的观是有机关联式的，不是机械排它、自我中心或原子式的。人们通过观察身、家、乡、国与天下各个层面的生成变化及其所蕴含的各种积极与消极要素，以移情、同理心和共鸣的方式，直接而深刻地体悟到每一个层面上的道。恰如《周易·系辞》所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同时，此处的观也是推扩式的，代表着一种同心圆式的整体性思维，这种同心圆以身为根基，持续地蔓延扩散，最终扩展到整个天下，而天下也因此将所有不同的类别与领域混合为圆融一统的整体。同心圆里的不同层级也不是独立排他的，而是互相需要和互相支持的。这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那种全面的有机整体宇宙观。 总而言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以短短九十个字为我们提示了个人在身、家、乡、国和天下这五个层面修道成德的的路径和果效。这其中似乎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原则：行/修道的前提是知“道”，而如果不去践行，所谓的知“道”也不可能是真的知“道”。行/修与知都是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它们也互相影响与渗透。而且行/修与知遵循同样的扩展过程。 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德性也在身、家、乡、国、天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种种德性赋予人们行善或者善行的能力。就个人而言，人们得以以家庭为中心建造稳固的根基与持久的归宿，让肉体与精神通过不断繁衍生息的后代延续下去，形成能够超越具体时间与世代限制的生命共同体。进一步说，第五十四章第二句所强调的逐级扩展的修道成德，也是为了让包括身与家在内的生命有机体在静态上处于最佳的和谐均衡的状态，在动态上保持饱满的活力和永不耗竭的能量。 请看：...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第四十七章） 2023年11月22号晚上，我在与儿子聊天时说，到目前为止，与我的童年相比，你的童年是有不少遗憾的，虽然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但你的生命经历有两大缺陷。他听我这么一说，看样子倒是有兴趣接着听下去。 于是，我接着说，在中国农村长大的我们，从小就在历经时间考验的习俗与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对亲情、友情与乡情的强烈感受。中国的乡村是浓浓的人情社会，我们家亲疏远近的各类亲戚有很多，而且住的都比较近，相互走动很容易。我的父母与爷爷奶奶们虽然经济上比较拮据，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但他们对孩子们的情感是质朴真挚的，默默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生命的常态。一般而言，乡村男孩的成长都是自由放任式的，孩子们根据性格与喜好自动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朋友圈。有时，他们会结伙玩出各种各样的名堂。自由放任的生活难免会培养出某些粗野无羁的品格，不过，纯真的友情也在不知不觉间萌生。当然，我们时常在田野里嬉闹玩耍，在池塘里摸鱼钓鱼，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于乡间小路。无需任何人的教导，浓浓的乡情就在生活中种种平添无奇的小细节、小插曲中扎根堆聚下来。 讲到激动处，我甚至有点眉飞色舞了。儿子当然没有象我一样陶醉在回忆之中，但他依然在注意听。我便继续说道，农村生活的第二大优点是，它从身体上与精神上都是自然的、有机的、健康的。我在他这个年纪时，已经开始经常下地干农活了。农村劳作十分有益于培养小孩子身体的力量与韧性，自然的风吹雨打也能养成他们吃苦耐劳的习惯。当然，那时候没有空调或电扇，我的手脚经常在冬天被冻伤，夏天则有时热得睡不着。这些艰苦的生活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韵律与威力，并使得我们身体的机能运作符合自然的节奏与要求。在广阔天地之间，在纷纭万象之中，还不十分懂得稼穑艰难的我们从容淡定地劳作与生活。相较之下，除了简单的家务活，儿子所有的劳作都是家庭作业。他喜欢接触和打交道的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而不是活生生的自然世界。最后，我总结说，儿子的生活是舒适的、轻松的，却不一定是健康的、快乐的；从长远来看，则尤其如此。 儿子听完后，似乎有所触动却不知如何表达。我问他，爸爸说的对吗？他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不过，与儿子的聊天却触发了我很多的思绪。我脑子里一下子涌出很多想法。其中最值得玩味与思索的一点是，现代生活在无限增加人的理性知识与实用技巧的同时，却弱化、矮化、窄化、钝化了人的生命感知力与想象力。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人的德性与幸福感在当今时代的全面萎缩与退化，是与现代人的生命困境和悖论息息相关的。 当然，乡村生活确实不是田园牧歌，也不宜被浪漫化和理想化。乡村的成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所有人都会经验到的各种生老病死的磨难与挫折。与所有其他群体一样，他们中有嫌贫爱富，有诡诈心机，有伤风败俗，有苟且偷生，有懦弱自私，甚至有残忍暴虐。孩子们多多少少会察觉和经历到这些由幽暗人性所决定的不堪与肮脏。但是，仅仅就孩子们的世界而言，乡村童年生活是值得追忆与怀想的。 事实上，由于中国独特的文明传承，乡村生活的记忆与感受对整个族群的心理与精神健康是极其重要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没有选择理性思辨的道路，而是注重感、悟和情。如果没有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与情致，中国人的心灵大体上是无法得到安顿的。在非常割裂、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几乎将全部心思都用在对理性实用知识的获取以及对生活与职业的理性规划与算计之中。这种生存状态让人们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那种天地万物一体式的人生感悟与深情，更谈不上通过家教去主动传承这些精神食粮。于是乎，现代人便很容易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在技术主导与功利算计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终身都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与快乐。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儿子的这番简单交流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之中。细究之下，我发现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直接或/和间接谈到了我的身（包括形与神）、家、乡、国、天下，而且在无意识中将其与儿子的身、家、乡、国、天下做了对比。我所在的是一个以农业耕作为生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而儿子身处的是一个完全依靠父母出卖劳动力和时间谋生的现代美国中产家庭。可以说，两者在每一个层面上的差异都是再显著不过了。 本来，我与儿子的交流只是正常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开拓他的视野并逐渐影响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这次的聊天却在无意间引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成为失去灵魂的无根浮萍”是不是现代人的宿命？由于现代化几乎是当代人最为普遍的追求，这一宿命式的追问适合于天下的所有人，当然也适用于我的孩子们。既然如此，作为家长，我就不能仅仅提出问题然后置之不顾。可是，如此艰深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呢？ 请看： 家教与修道成德（二）：《道德经》的启示 家教与修道成德（三）：饱满的生命有机体

注：该文是“历史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性危机及其根源”一文的续编 危机的可能出路 在经济内卷和文化内战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很难再用学院派教科书教导的方法加以解决，于是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点和态势，相应的反思和探索也会不同。但是，西方和东亚在面临现代社会种种难以克服的危机和挑战时，除了从人类古老的传统中寻找灵感、智慧和启示外，实际上可资利用的东西并不多。这些地方会不会以及在什么时间、地方或契机上出现痛定思痛之后的回转或文明的复兴，都是将来值得认真关注和讨论的大问题。不过，如果当下的整体趋势按照惯性持续下去甚至更加恶化的话，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肯定会越来越严重且具有破坏性，我们也将迎来一个充满着痛苦、矛盾、斗争、分裂甚至流血牺牲的时代。也许，新的思潮和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运动会在这躁动不安、纷扰不断的时代孕育并逐渐壮大，历史的转向与文明的更新或许因此就获得了机会和动能。 即便我们最终会看到传统智慧和高等文化的复兴，这一乐观的前景仍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最理想的结果是，人类在吸纳现代社会有益成果的同时，在更高的水平上将传统和现代糅合在一起。除非核大战、瘟疫或自然灾害将人类灭绝或打回到原始状态，这一过程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也许五十年、一百年甚或两百年，直到人类重新找到并安于某种相对稳定均衡的状态。在此剧变的过程中，动荡、冲突和战争会加重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与此同时，宗教思想、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领域会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杰出的领袖人物，带领人们走向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甚至更加公义和平的文明形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时势所催生的紧迫感，历史转型和突破的动力就不够强大；没有非凡卓越的领袖人物，历史转型和突破就缺少建设性的愿景和方向。历史肯定会在曲折动荡中前行，不过，为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需要能够明察、顺应和驾驭时势的智慧与洞见，以及能够将这些智慧和洞见恰当地运用于实际历史演变过程之中的各个层级和方面的领袖级人物。 美国的未来前景 随着占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会被动进行很多的调整，而高度内生甚至依附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也会逐渐走向低潮，至少也要做出很大的改变和调整。以个人奋斗与个人利益为旨归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传统信仰有相当的契合性。正如上面所说，文化内战导致美国人的信仰逐渐衰落，这先是让其世俗化的对应物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过去五六十年的这一演变过程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道德、社会和文化根基，使得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充满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美国近期的种种乱象似乎预示着这一过程已经到达物极必反的拐点。不断蔓延、加剧和深化的冲突与斗争也许将催生美国文明的一系列持续的转向，也即从单纯主张个人主义逐渐转向同时兼顾社群主义、从突出权利逐渐转向强化义务感、从强调创新逐渐转向看重守成、从追求物质成就逐渐转向提倡德性智慧、从扩张型帝国逐渐转向维稳型民族国家、从凸显美国特色的新教文明逐渐融合注重西方传统的天主教文明。 白璧德（Irving Babbitt）在100多年前曾断言，天主教会将成为美国最后的保守性力量。罗马天主教会继承了罗马法和罗马的组织架构，是西方文明最正宗、最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传承者。天主教会还是美国最大的建制性机构，其信众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20%以上，远超美国政府的雇员人数和军队的数量。在美国自身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和政界的一些人开始转而信奉天主教，其中有人给出的理由是，天主教更注重社群，也更具有历史感。拜登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在竞选期间从来没有因为信仰问题遭到攻击或质疑。这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肯尼迪的遭遇不太一样。当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有人担心并质疑他的天主教信仰会使得他在听命于梵蒂冈教廷与履行宪法义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已经完全接纳了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是天主教徒，其中五位倾向于持有保守性立场。与这些社会政治变化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缘条件，因为其移民的最大来源地是普遍信奉天主教的拉美国家。相比于临近西亚和非洲的欧洲，这也可以算是上天眷顾美国的一个重要侧面。也许，历史将证明白璧德是一位真正的先知。 文明的历史性转向或更新常常充满了矛盾斗争和反复波折，有时还伴有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期望，美国国内的文明转向不会产生象17世纪宗教战争那样的惨烈局面。顺便说一句，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西方世界集体转向资本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动因，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让西欧人厌倦于灵性或精神上的征战，转而追求世俗生活上的成就。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和动力。欧洲当下的情况可能对理解美国未来的走向有一些借鉴意义。新教信仰在现今的欧洲基本上崩溃了，而天主教势力在南欧依然有一些不大的影响力。也许200年之后，如果西方世界能够成功躲过罗马帝国那样的最终命运，天主教会会再次成为西方世界一支不容忽视的宗教甚至文化力量。从16世纪开始的新教改革在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将逐渐耗尽自身的能量，被因它而来的世俗成就所淹没和吞噬。 当然，另外的可能是，美国和西方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要么内部陷入分裂和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西方文明最终彻底衰落；要么人口和族群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沦落为异质性文明。 中国的未来前景 中国会受世界范围内的总趋势和新思潮、新社会政治运动的一定影响，但中国的整体转向会开始得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欧美日台韩，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更是远低于这些地方，中国的官方与民间都有很强的动力和愿望去延续目前的专注于物质成就的发展轨迹，在追赶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所推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上代表着现代性的最高梦想，其中所蕴含的高调的唯物论和物质进步观念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和官方的潜意识，让他们转变观念是极其困难的。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会在追求物质成就现代化的道路上会继续挺进一段时间。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近些年的三个动向特别具有指示性意义。第一，在环境和自然资源被极限耗用之后，中国从上到下开始转向对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第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位。第三，一带一路成为赢得新资源供给和新市场空间的重大战略被隆重推出。这些战略抉择在执行层面上的难度都不小。由于过去几十年外资持续不断的技术转移以及普通民众和企业坚持不懈的模仿学习，中国能轻易完成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都已经成为现实，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再加上现在的国际环境，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一带一路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部分效法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基于经济与产业落差的套利扩张模式，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和经济机会的套利。由于近些年地缘政治上的剧烈变化，中国进行产业创新升级和一带一路扩张的难度加大。结果，官方只能或鼓励或默许加大利用人力资源的强度，使得职场和教育内卷化与恶性竞争越来越成为时代的痛点和社会的热点。不断强化的生存与发展压力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愿望与能力，将严重损害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可持续性。 就文化演变而言，官方近几年一直在强调文化自信和尊重历史遗产，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意在塑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也许，中国历史命运的密码就部分地隐藏在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开始注重文化建设这一微妙的转变之中。这些由上至下强力推动的文化战略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改变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对中国人这个族群及其文明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值得指出的是，与1960和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所塑造的西方同代人一样，中国的文革一代从骨子里也都是反传统反文化的，尽管两者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手段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文明的转型还将有待某个不期而至的机遇，中国未来的文明重建可能不得不处理他们所留下的负面遗产。 机会与希望 不管人们愿望如何，历史总是在曲折动荡中前行。无论是个人与家庭的长远规划，投资理财的愿景战略，公司企业的永续经营，还是主流社会价值的流转变迁，常常都受制于历史的潮起潮落与起承转合。毋庸讳言，在当下这个历史大转弯处，我们不仅要应对日常生活与事业中的重重困难，还必须想着有着更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未来。不过，比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更加危险的是，我们因焦虑无助甚或恐慌胆怯而陷入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扪心自问，我们在过去几十年被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裹挟，逐渐丧失我们的主体精神与意志，变得既骄傲自大，又娇气脆弱。这骄娇二气正是我们在日益物化的世界中愈发焦灼不安、惶惶无主的心理源头，也让我们失去了直面惨淡人生的道德勇气和无畏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这种虚弱与虚无导致我们自暴自弃，不愿客观、冷静、全面地审视时代发展演变的趋势，更不愿发掘人类古老的智慧宝藏，以发现和利用历史大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来的机遇与机会。正如中文特有的危机一词所明确提示的那样，危险与危难之中必定蕴含着机会与机遇。 依笔者粗浅之见，今人对危机二重性的理解与认知普遍达不到《道德经》的深度和高度。《道德经》不仅揭示了福祸相倚的道理，更指明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人世规律。在《道德经》的“理想国”中，“善人”们“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如果我们能真心诚意地以“善人”作为我们人生模仿的榜样，我们就是在试图亲近和顺应天道了。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安身立命，我们需要成为能够顺应天道和把握趋势的普通人。一方面，我们必须勇于抛弃过于商业化、物欲化的生存环境所养成的娇骄二气，主动放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自我中心的偏狭，敞开心胸，放开眼界，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无挂碍地顺应、迎接和拥抱这历史性变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需要理智、清醒、深入理解时代演进的趋势及背后的动力机制，需要充分学习和吸收曾被我们遗忘的古圣先贤有关智慧和德行的谆谆教诲。...

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开始阶段。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段漫长的收缩和调整时期。现代社会的问题在美国民主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中得到非常充分的展现。何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条：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现代化成色最足的国家，美国立国建国以及整个发展历程基本上都是在现代思潮（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和启蒙思想及其各种观念变种）的引领下完成的，古典思想和信仰传统在此过程中往往只是被动地起着压舱石式的稳定作用。美国既没有欧洲的封建传统，更没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包袱，所以它的现代化成色最足。其次，美国是现代化成就最高的国家，这既包括它的现代科技水平，也包括它的物质生活方式和水平，还包括它文化上的包容力和改善社会的进取心。第三，在以资本主义体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下，美国软硬实力的扩张达到了史无前例（可能也后无来者）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美国把现代化输出到世界上最为广远的地区，深深地影响了全世界多数人的生活生计，甚至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可以说，美国的危机实际上是整个现代世界某些根深蒂固的难题和悖论的集中爆发。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类似的危机也普遍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或混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从根本上说，这后两类国家的基本指导理念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虽然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但它实际上继承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某些基本假设：比如理性的经济人，基于科技发展的物质进步主义，以及唯物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现代社会之危机的总根源正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分享的这些基本假设和前提，因为理性经济人、物质决定论和唯物主义都将作为个体和群体一分子的“人”简单化约为一个个孤立存在的物质性原子。在它们共同的观念视野、意识形态主张、制度设计和文化论述中，灵魂、道德和良心被排挤到越来越边缘、越来越无足轻重的地位，个人在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现代科技所编织的控制和驯化网络中丧失了自然本真的活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能力，个人的意义世界被彻底打碎，家庭和社会结构随之逐渐解体。从观念的根源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建基于希腊理性之上，都是某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或“模型”，也都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并因而变得僵硬封闭和冷酷无情。结果，现代人普遍生活在精神和德性的荒原之上，责任感、义务感与崇高感一起消失，冷漠与无助取代了信心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丧失繁衍后代的动力。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现代化程度最低的穆斯林和非洲国家还在快速繁衍人口（而且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的人口出生率也会很快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未来的趋势之一：日益恶化的经济内卷 从现代社会物质标准的角度看，欧美日以及东亚地区人们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黯淡，人口出生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过去多年来支撑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已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通过美元体制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和要素供给以及劳工保护、环保和人权标准的双重套利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它过去多年推动的全球化扩张导致民众普遍的不满和反抗，其破坏性已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冷战胜利的红利，尤其是把中国和东欧纳入美国资本主义体系（这是美国人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和重心）所带来的好处，差不多已经释放完了。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移民所贡献的人口增长。美国的科技创新能不能有新突破？目前看还不明朗。即使有突破，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能够和发明计算机与互联网相比吗？即便美国因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而呈现老龄化加速的态势，其吸纳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肯定会受到不利政治气氛的持续干扰。 东欧在共产主义体系崩溃后产生了大量富余的劳动力，西欧发达国家利用这些人口红利，使得它们总体上还没有像日本那样因人口衰老和减少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由于近年来东欧的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东欧剧变后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顺便说一句，由于东欧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默克尔之所以接受大批中东难民，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她有什么高尚的圣母情怀，而是她想替德国资本主义体制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西欧国家大规模引入穆斯林和非洲廉价劳动力，已经引发欧洲越来越强大的民粹运动。长远看，由于欧洲科技创新的能力日渐衰弱以及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仅仅依靠移民甚至难民补充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做法也是无法持续的。 中国的科技创新一直都是模仿加追赶型的。在今后科技竞争愈益激烈的国际格局中，引进加模仿的道路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在技术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供给方面，中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都已经或接近被极限利用。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已经最大程度地开发了他们的人力资源。无论是从教育投入还是工作强度上看，东亚能够改进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主要是由于对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人口开始下降；中国的总人口也已经开始下降，劳动人口更是逐年快速减少。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下降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注重短期和即时效用的理性算计的副产品。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将物质刺激视为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年轻人在追逐自我满足和实现时必然会逃避长远的责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也在不知不觉中甚至明知故犯地迫使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热情甚至梦想投注到工作之中。这使得年轻人在为社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或意愿生产他们的同类物种。物质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与人口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也许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和悖论。 除了科技创新前景不明以及人口老化与萎缩的问题，体制性的分配失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恶化。那些掌握权势的群体和利益集团已经使得现有体制部分固化和板结化，不会轻易允许真正的变革的发生，最多会做一些表面上的功夫。他们在人性的驱使下，会尽最大的努力长期维系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体系建制，甚至在经济增长遇到瓶颈时可能变得更加穷凶极恶。结果，大部分人将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内卷会日益加深。可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强大惯性，多数人无法摆脱现代社会注重物质利益的思维定式，其焦虑和痛苦指数无疑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危机的深化而升高。 未来的趋势之二：愈益白热化的文化内战 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内战肇始于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反文化运动（几乎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处于同一时期）。这一反传统反建制的运动预示着西方传统文化建制开始没落，传统社会和家庭的伦理与结构开始解体。这一方面直接导致他们生育率的普遍下降，1970年代（尤其是1975年）之后，西方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且直至今天，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失去稳固健全的社会和伦理基础，因为反传统、反文化的后果是，作为个体的人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而放弃了德性约束和文化理想的原子化个体往往以世俗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的目标。从中短期看，这一世俗化、物欲化的转向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也刺激起其全球化扩张的冲动和野心。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由于本土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他们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头以及他们沉溺于其中的物欲化生存状态，便只能引入越来越多的移民。全球化的经济布局以及移民的涌入让西方社会、伦理和文化的多元化演进驶入快车道，在无形中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根基以及共同体凝聚力。 再接下来，身份政治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在学院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工作者的努力下，借助西方的性别、移民和种族问题，形成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逐渐让西方陷入越来越激烈的精神、文化和伦理的全面内战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是，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建制之核心力量的金融寡头、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普遍放弃了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与伦理观念，转而拥抱各种各样的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潮。资本利益集团的最终目的和如意算盘可能是消灭一切文化、伦理和信仰上的羁绊和牵挂，让人把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物欲化生存之上；然后，这些资本利益集团通过能够操纵和利用大众欲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产品，成为整个社会的绝对主宰。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态势在近期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西方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出现全面且不可逆的危机。此一看似无法阻挡的趋势也是我一直强调的西方文明的自杀式演进过程。 在现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东亚社会基本上一直随着西方的节拍起舞。由于东亚各国既不是移民社会，也不是多元种族的社会，而且各自均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自成体系的文化价值观，东亚的文化内战没有西方那么激烈、明显和突出。但是，东亚依然有其独特且不断深化的文化和精神内战问题。这种内战在宏观上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和流行时尚对传统文明和价值观的蚕食鲸吞，在微观上则集中表现在比欧美更加惨烈的人口、家庭和社会危机。在东亚年轻人中间变得越来越普遍的冷漠阴郁的生活格调是东亚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丧失生命力的极为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病征。然而，东亚的思想学术界和媒体舆论界大多惟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和建制派媒体马首是瞻，没有能力或意愿就东亚本身的文化内战和文明危机作出全面、深入、周到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东亚思潮和舆论对其自身精神和文化危机的反应大多虚弱无力。所以，当西方的文化内战全面爆发之际，东亚文明内在的危机反而在静悄悄之中愈演愈烈。东亚社会沉默的大多数也就只能默默地承担起文明荒漠化的各种后果。作为相对弱势于欧美文明的一方，东亚文明日益恶化的存亡绝续问题也许已经到了无法再视而不见的地步。东亚沉默的大多数会冲破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偏见、樊笼和陷阱，发出自救的呼声和怒吼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在1953年首次面世之后，在美国思想界、学术界和媒体界掀起了一阵飓风。该书的销量大大超出最为乐观的预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罗伯特 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 称它打破了“美国思想界根深蒂固的反对保守主义传统的积习。”确实，《保守主义思想》赋予美国传统保守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让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保守主义从此有了可以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媲美和争衡的思想体系和智性洞见。自由派立场鲜明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对它大加赞赏，而同样属于自由派重镇的《时代》杂志则将1953年7月6日那一期的整个书评栏目都用来讨论这本书。与此同时，该书的书评也出现在美国各地的学术和媒体出版物之中。这本书在当时所获得的关注度和美誉度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正如美国思想界所普遍认可的那样，这本书从此让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了一个令人尊重的名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保守派人士”或“保守思想“在美国都还是带有贬义的词汇。 这本书之所以在当时获得令人眩晕的成就和影响，除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引人入胜的论说风格外，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非常有利于保守主义思想被人接纳和认可。一方面，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已经出尽了风头，开始显现出疲态，另一方面，美国第一次在朝鲜与共产主义势力展开伤亡甚大的热战，共产主义因此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最重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大选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成为二十年来首位问鼎总统宝座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与新政共和党人不同，是亲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而且选择了被传统保守派人士认可的尼克松作为自己的竞选副手。在这样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下，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一书应运而生，雄辩有力地驳斥了以密尔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将保守派视为“愚蠢之人”的傲慢看法。 笔者以为，柯克凭借此书对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所做出的最为重大的贡献是，它依托于新的时代背景，以饱含温情的笔调清晰地阐发并扩展了保守主义最为珍视和推崇的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又派生出很多次要的观念以及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主张，由此形成一个丰富博大的思想体系。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则直接孕育和催生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动。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柯克所论述的三位最重要的保守派思想家对此一宏大运动的思想贡献。 柯克在书中毫不含糊地将英国思想家爱德蒙 伯克视为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始祖，并且着重强调指出，他所讨论的是现代的保守主义。“现代”这个定语至关重要，因为它清楚地显明，保守主义思想是对现代处境的一种回应，既不是拘泥于传统的冥顽不灵，更不是罔顾现实的复古倒退。不少人误以为，柯克的思想中有很多前现代的元素，它们好像与现代没有什么关系。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些人不了解柯克所推崇的“永恒之物”，也即对古代和现代同样具有价值的那些永恒超越的道德观念，正是这些永恒之物将古代与现代联结了起来，让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具有了连续性，让每个现代人都与其先祖共同构成一个灵性、思想和社会的统一体。这可以说是柯克从伯克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思想，也是现代保守主义立论的前提。如果没有恒久的道德观念体系，人类的文明和秩序就很难维系，自由、法治、共和、民主、市场等美好的次生性建制也就无从谈起。即便人们凭借一时的幸运建立其这些政治经济体系，它们也会因缺失坚实的道德根基而无法长久地发挥功效。这些攸关人类文明的道德观念体系虽然是古老的，但它们也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永恒的。 伯克（以及柯克）之所以强调道德真理的永恒性和神圣性，也是针对时代处境的有感而发。伯克敏锐地察觉到，法国革命肇始于新的启蒙理念，其愿景是要创造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人类、新文明、新道德、新政体、新社会、新技术。这些有关人类未来的全新图景确实很诱人，不过它将滋育和养护西方文明的基于永恒真理的道德观念体系一脚踢开。敏锐老到的伯克看出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破坏力，因为摆脱了外在的神圣约束（不管是来自宗教还是习俗）的个体和社会最终会因自大和自义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伯克的先知性预见能力已经被历史充分证实：作为法国革命及其所弘扬的激进思想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让西方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之中。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保守性力量，现今的世界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柯克对这种危害有切肤之痛，这无疑促使他更为坚定地承继并扩展伯克的思想遗产，因为法国革命及其思想遗产仍在西方和世界各地肆虐。他借着伯克所论述的那些保守主义的首要原则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不可摧的长久基础。正是由于他突出强调首要原则，把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扎得很深，美国当代的保守主义才得以浩浩荡荡地发展为一场蓬勃的思想和政治运动，本书初次出版时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幼苗现在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并将长久地荫庇后人。 与思想史上备受瞩目的伯克比起来，约翰 亚当斯似乎一直都湮没无闻，直到柯克在书中浓墨重彩的介绍才让亚当斯的思想重新焕发出光彩与活力。过去，很多人一般习惯性地以为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是美国本土保守主义的鼻祖。柯克显然认为汉密尔顿只有一些粗浅的想法，其观念的穿透力和见识水平还没有达到思想家的高度，所以他没能产生长远的正面的保守性影响。相反，约翰 亚当斯有关人之本性和国家治理的思想持续不断地引导着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建制，而且”在保持美国政府的法治而非人治特性方面，他的贡献也超过了所有其他人。”所以，约翰 亚当斯才是美国本土保守主义的真正奠基者。 亚当斯尤其反对法国哲学家相信人之可完善性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深邃复杂：人即是愚蠢软弱的，会被很低级的冲动引诱和捆绑，同时，人也不是无可救药的，宗教信念、健康的体制和对人自我缺陷的明确认知可以引领人们离恶行善。为了既能激发人本性中向善的因子，又能控制住其中的破坏性激情，“人必须努力在理性与良心的指引下实现情感和欲望的平衡。”而且实现这种平衡是维系文明社会的秩序与正义的关键。基于这种人性观，他否认抽象自由的观念，认为自由无法脱离公共美德和法律框架而单独存在，而能够促进这种美德并提供这种法律体系的是权力相互制衡的共和政府。亚当斯对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和伯克同时竭力反对以整齐划一的简单化思想来规划政治和国家事务。在亚当斯看来，自由包括具体细微的个人性和地方性自由，因此，国家建制必须保护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权利和个人利益，并避免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集中化倾向。为此目的，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必须相互制衡，“如果政府缺乏平衡，真正的法律就不可能存在；没有了法律，便没有自由。” 柯克从亚当斯浩繁的著述中提炼出来的保守性思想观念现今仍对美国发挥着重要的借鉴和引导作用。美国保守派认可亚当斯对于人性的低调看法，致力于维护美国的法律和秩序。他们所反对的自由派则从错误的人性假设出发，强调抽象的爱与自由，同时却蔑视法律的权威。追随亚当斯思想的保守派人士反对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中央集权化趋向（开征联邦个人所得税和创立美联储是这种趋势的重要标志，罗斯福的新政则让其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同时，保守派人士还非常担心，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挤压（表现为总统权力的过度扩张以及行政官僚体系的膨胀）会导致美国权力制衡体系受到削弱。美国当今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生活中的保守性倾向有亚当斯无所不在的影子，这无疑要部分地归功于柯克对亚当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位深受柯克推崇的人物是托克维尔，柯克甚至认为他是“十八世纪末以来的唯一一位一流的社会思想家。”托克维尔非常深刻地洞察到现代社会可能会带来的那种既无先例、也不易描述的微妙却令人恐怖的压迫形式，这“是他作为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的最高成就。”现代的计划型、家长制全能国家最多只会关注民众的物质性需要，却在思想和灵性上让民众一直处于孩童状态。反过来看，一旦民众在思想和灵性上长大成人，这种全能国家将不再能够存续下去。现代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以助长物质主义的方式让人们普遍平庸化和齐一化，使得伟岸的灵魂和高尚的道德无处藏身。最后的结果是，“真正的家庭、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意义”都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