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

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左傳·成十六年》敘鄢陵之戰，「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明晉之「公卒」與楚之「王卒」皆以「國士」充之，猶後世之禁衛軍也。而苗賁皇又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明「國士」皆出王族，為貴胄服兵役者之專稱，而訓練者之特精。

後世無此一階層，乃以「國士」一名移稱最勇敢之將士。《史記·刺客列傳》豫讓對趙襄子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是也。又《左傳·昭二十七年》云：「楚……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國語·吳語》云：「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謂之「君子」、「都君子」者，猶曰「國士」，所以表示其貴族之身份，為當時一般人所仰望者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實非特「序」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義，今猶有「校場」之稱；「庠」者，《王制》言其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是「庠」亦習射地也；「學」者，《靜㲃銘》曰「王令（命）靜司射學宮」，又曰「射于大池，靜學（教）無斁」。知所謂「學」者即射，學宮即司射之地耳。（達巷黨人歎孔子之「博學」，而孔子以射、御之事當之，即此意。）至於西漢，猶承其制。洪適《隸釋》云：「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有大射、鄉射，樂有騶虞、貍首，御亦以佐助田獵，皆與射事發生關聯。其所以習射於學宮、馳驅於郊野，表面固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故六藝之中，惟書與數二者為治民之專具耳。

儒家以孔子為宗主，今試就孔子家庭及其門弟子言之。《左傳·襄十年》記晉、魯諸國圍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之紇抉之以出門者。」紇為孔子父，縣門今謂之「閘」。偪陽人誘敵啟門，及諸侯之士既集，忽下閘以閉之，截其眾為二。叔梁紇獨力抉門以出被閉者，其勇可知。《呂覽·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疑由其父抉門故事之傳訛，而自遺傳言之，要亦有此可能。觀《論語》記孔子言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八佾》）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禮記·射義》亦云：「孔子射於瞿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知孔子於射、御之事俱憂為之。有若，似孔子者也。哀八年《傳》，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吳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有若與焉。」則亦敵愾禦侮之壯士也。冉有，孔子許以政事者也。哀十一年《傳》，齊伐魯，「冉求率左師……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則亦帥師赴難之勇將，且為孔子所稱許者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其事曰：「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使其言信，則孔子固知兵。彼衛靈公問陳而答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者，其託詞矣。至於子路之勇，《論語》中屢狀之。哀十五年《傳》寫其「結纓而死」之事，更為可歌可泣之武士典型。《世家》又云：「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有勇力，謂曰：『……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因以解圍。此言而實，孔門又多一敢死之士矣。孔子答子路問「成人」，其條件之一曰「卞莊子之勇」，又言其次焉者曰「見危受命」（《憲問》）。足見其時士皆有勇，國有戎事則奮身而起，不避危難，文、武人才初未嘗界而為二也。

自孔子歿，門弟子輾轉相傳，漸傾向於內心之修養，而不以習武事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子張、子夏、子遊之本身固未必如此，然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則可信。夫曰「終日不言」，曰「固不用力」，而專注意於衣冠、辭色、飲食之間。以與春秋之士較，畫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覘士風之丕變矣。其最顯著者則為孟子所記馮婦事。《盡心下》云：「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夫虎食人傷物，搏虎除害正是武士本分。然馮婦以「為善士」而不復搏虎，馮婦救人於野而「為士者笑之」，則當時人心目中所謂「善士」者豈非荀子所譏為一事不作之「賤儒」乎？此輩「善士」相競於禹行、舜趨而輕笑興利、除害之徒，不特無用而已，正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胡為而孟子亦以馮婦為當笑耶？馮婦，晉人也。山居之民宜乎剛勁，而其氣質猶不勝環境之壓迫而變化若此，然則居於平原之齊、魯、宋、衛間人物固可推而知之矣。

講內心之修養者不能以其修養解決生計，故大部分人皆趨重於知識、能力之獲得。蓋戰國時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於列國君相，知識既豐，更加以無礙之辯才，則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縱難得，顯者之門客則必可期也。《呂氏春秋·博志篇》曰：「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寧越，農夫也。本未有求知之衝動，何以竟肯孳孳矻矻至十五年之久？亦曰可因是以獵官，視學術為敲門磚耳。《史記·蘇秦列傳》曰：「出遊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門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寧越不務農，蘇秦不務工、商，而惟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取尊榮為目標。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與昔人同；其事在口舌，與昔人異。於是武士乃蛻化而為文士！

然戰國者，攻伐最劇烈之時代也。不但不能廢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於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復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溷。以兩集團之對立而有新名詞出焉：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儒重名譽，俠重義氣。墨子之徒可使赴湯蹈火，田橫之客聞橫死而自剄者五百人，義氣之極度表現也。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其所謂「天下之士」，恰立於孟子所謂「善士」之反對面。吾人讀《史記》《刺客》、《遊俠》諸列傳，見其視人如己、視死如歸，千載之下，猶若凜凜有生氣。然此等人豈突生於戰國時耶！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為二，憚用力者歸「儒」，好用力者為「俠」，所業既專，則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極端之表現耳。《中庸》篇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此正為儒、俠兩種面目寫照。分之為南北者，燕、趙、秦之士居太行、崤函，迫近戎狄遊牧之區，非鬥爭則不足以自存，其性悍，多為俠；齊、魯、宋、衛居濟、淮流域，農耕生產較裕，文化較高，無向人掠奪之必要，人性柔，多為儒也。《韓非·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則就儒、俠對於國家、社會之影響言之。

俠之犯禁，不特妨害國家與社會之秩序而已，且不求分別是非，徒以不畏死之虛榮浪擲其自身之生命。觀《刺客列傳》，如荊軻，以一劍繫燕國之存亡，其慷慨赴義，自有可稱；若聶政者，以屠自食，奉母居齊，固一勞動人民也。而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仇，奉黃金百溢為壽，政已因母在而卻之矣。及母死，乃至濮陽見仲子，問其所欲報者為誰。告之，遂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夫聶政與嚴仲子本不相識，匆匆一見，初不知其人如何，仲子與俠累之仇亦不審其孰是孰非，而曰：「政乃市井之人……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政將為知己者用！」及其死而其姊榮哭之，亦曰：「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是則一經卿相之下顧，便視為莫大之光輝，引為知己，甘受其利用，為之死而不辭，知之者且以為固當如此。倘使俠累善而仲子惡，豈非為一惡人而犧牲兩善人？其為害於社會者大矣，不特犯禁而已。然此固戰國通行之風尚也。觀《韓非·八姦》，其一姦曰「威強」，說之曰：「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知當時統治階級多養必死之士，以釋其憾而成其欲。同書《孤憤》云：「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戮，必死於私劍矣。」舊注：「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俠客而至於奉其主命，以私劍刺殺明法術而無罪過之人，其墮落直與近世反動政權之特務分子無異。鷹犬自居，罪惡山積，其人雖勇，又何足道哉！

儒、俠對立，若分涇、渭，自戰國以迄西漢，殆歷五百年。《史記·酈食其傳》記酈生謁沛公，「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叔孫通傳》云：「通之降漢，從儒生子弟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子弟皆竊罵。……（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此兩事皆繪形繪色，分野顯然。及漢代統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強，儒者久已盡其潤色鴻業之任務，而遊俠猶不馴難制，則惟有執而戮之耳。故景帝誅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俠遂衰；舉賢良、立博士，而儒益盛。然灌夫一流人猶不喜文學而好任俠，迄哀、平間猶有原涉、漕中叔等以俠名。范曄作史，不傳遊俠，知東漢後而遂無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