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自由的未来》第六章“权威的消亡”(作者：Fareed Zakaria，译者：张大军)

CBS新闻电视台的总裁比尔 列奥纳多1967年告诉一位名为唐恩 和维特的年轻制片人，他们将启动一个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和维特要求给一些指导，以明白电视网想从这一节目中获得什么。列奥纳多的要求简单明了：“让我们为此而自豪，”和维特-他仍是现在已成为传奇的该节目的制片人-在回忆那次交谈时想到，这是“电视业中人最后一次对另一电视业中人说，‘让我们为此而自豪。’”

在数以十计的行业里有数十个这样的故事-记者业、出版业、法律业、会计业以及医药业，还有其他行业。它们不仅仅只是老人们单纯的怀旧故事，实际上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精英角色的重大转变。三十年前，那些出版图书、制作电视新闻、管理律师事务所以及领导医院的人士认为他们自己部分地关心利润，部分地关心公共服务。例如，电视台的行政管理人员充分理解，他们必须提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以换取使用公共无线电波。这些人认为他们自己较少是商人，更多是专业人士-用英国知识分子R H 陶尼的话来说就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在从事其工作时遵循的规则的目的是确保落实特定的标准，以更好地保护其成员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在二十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专业人士构成了某种现代的贵族阶层，他们地位稳固，并关心美国的福利和更广泛的利益。他们以及其他的重要公民主动地肩负起一些更为宽泛的公共职责。美国城市和乡镇中的大部分重要博物馆、交响乐团、歌剧公司、公园以及图书馆都不是由国家建造的，而是由这样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人所构成的团体建造的。由于这些人的财富或者地位都有保障，他们一般会对其乡镇、城市或者国家的状况保持长期-好像所有权人-的关注。尽管有伴随着此一世界的精英主义和特权地位，美国的民主体制因具有公共精神的精英而受益不浅。

英裔美国人社会与众不同的元素之一是，私人精英和社团一直在承担公共职责。这是不同寻常的；大部分国家遵从的是法国式的欧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机构和官僚们负责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考察过美国金融市场受监管的各种不同方式-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后，你就会注意到，上述许多机构就其起源来说是私人性的，但却具有公共职能。从更小的层面看，曼哈顿的两个大公园-中央公园和河边公园-都是由半私人半公共的机构运营的。让私人公民管理巴黎的公园是不可思议的。或者想一想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医药协会吧-它们以国家赋予给这些私人团体的权力来监管各自的行业。

在英裔美国人的历史中，这种伙伴精神有着深远的根基。它是随着英国绅士阶层的崛起而发展起来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英国绅士阶层逐渐在其所在地发挥政府的职能，并接着在所在地之外也如此行。它被输入美国殖民地，接着输入美利坚合众国，那里的有钱人在从事政治和政府工作时不会认为这将是他们的职业。当乔治 华盛顿在两任总统任期后返回其农场时，他遵从的是其阶层的本性。他属于弗吉尼亚州拥有土地的精英群体，人们期待该群体的成员会无偿地担任下述职位：教区代表、治安法官、地方民兵的指挥、以及州众议院的代表。接续这种传统的有此等人士：托马斯 杰弗逊、詹姆士 麦迪逊、詹姆士 孟罗、威廉姆 亨利 哈里逊、约翰 泰勒、本杰明 哈里逊、以及西奥多和富兰克林 罗斯福，还有其他人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广为人知的人物的下面，美国整个贵族阶层将履行公共服务当作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高级和低级（地方）政府职位之间往还交替。有些人是富人，不过多数人是律师或者银行家。与之对比的是，在欧洲大陆，政府治理成为一种行业，最高层的职员是职业的公务员。比如，在法国，受人尊敬的官僚进入私人部门是经常的事，不过，商人被聘进政府部门则是闻所未闻。

美国的专业人士一直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时预见到这一点，当时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解释道，在不同的产业和帮派之间，牧师、律师和教授将保持中立，并因而是“帝国的仲裁者。”他们自身将能够推进社会整体的利益。不过，今天这些职业只保留了很少以前的样子。它们被一种钳形攻势所击垮：一方面是市场加大了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家拿走职业部门和私人企业的许多职能。马克斯 韦伯1905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道，“绅士阶层使英格兰免于官僚化，而官僚化则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注定的结局。”现在，英美人的社会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远没有那么清晰。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家承担起专业协会的大部分监管和司法功能，并且还将私人公司、公共慈善机构以及个人对社区公共生活所享有的巨大权威拿走一大块。安德鲁 卡内基投身于教育事业，因此他帮着建立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现在，任何此类建议将淹没在纸上作业和繁文缛节之中，因为整个过程被彻底官僚化了。国家的这种扩展在很多方面是令人赞叹的-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可是，这让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是开展公共行动的特有渠道。在以支付税款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之后，人们感到无需承担公共参与和服务的义务。这种态度在欧洲大陆甚至更为普遍，在那里，尽管富裕的水平堪比美国，人们奉献给私人慈善机构的金钱和时间要少得多。即便在美国，真正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甚或社区委员会意义上的服务-也日益被视为专业政客-而非感兴趣的公民-的活动舞台。精英人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转变影响到政府的成败。主要法学院和商学院报告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它们最富有聪明才智的毕业生越来越少地表示想要进入政府工作。

法律业也许是私人行业过去拥有公共职能的最好例证。即便今天，律师也被视为“法庭的官员”，而这不只是一个虚幻的说法。它准确地描绘了这一事实：律师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法律体系。政府要求律师保持特定的专业标准并履行特定的任务，并借此换取营业许可。不过，该行业对其成员施加了更多的条件和负担，并要求它们不仅符合法律标准，也要符合道德标准。诸如美国律师协会之类的机构所强制推行的专业行为准则的目的是让律师们遵从一套内部的标准，而该标准将让他们成为受人尊敬和信任的专业人士，而非单纯的盈利者。过去，对于他们的客户来说，律师们起到高级顾问-咨询师-的作用，会考虑他们的长期利益。这通常就意味着，他们建议其客户不要进行费时的诉讼或者耍法律花招，即便这种行为将会带来丰厚的法律收费。纽约律师界的一位领袖人物艾立胡 鲁特在二十世纪初曾担任国务卿、战争部长以及纽约州参议员的职务。他曾经说道，“一个正派律师一半的事务是告诉其客户他确实很傻，应该停下来。”

律师在美国社会中有独特的地位。在一个没有土地贵族的国家中，律师构成了一个享有特权但却具有公共精神的精英群体。在美国的所有乡镇和城市，他们都是重要的公民，帮着建造博物馆和医院、组建公民机构、并在所有层级的政府职位上进进出出。比如，看看詹姆士 卡特这位十九世纪晚期纽约著名律师的情况吧。他帮助成立了纽约市律师协会并在纽约市和纽约州的改革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包括提尔顿委员会、反泰曼尼委员会、全国城市联盟、公民联盟、城市俱乐部、以及好政府俱乐部。换句话说，他的公共生活占据了他职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他并不是例外现象。像他这样数以十计的人士在纽约和美国的所有乡镇都可以找得到。亨利 斯蒂姆森是鲁特在律师界的一位追随者，后来成为西奥多和富兰克林 罗斯福政府的战争部长以及赫伯特 胡佛政府的国务卿。他在其回忆录中说道：“美国的律师应该将自己看做政府的潜在官员...当这种传统凋零的时代到来而且律师协会的成员们变成只是商业的奴隶时，自由的前景可能确实就黯淡无光。”斯蒂姆森在律师和自由之间所套上的联系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托克维尔发出其著名的议论：美国的贵族阶层可以“在律师界或法官中”找到时，他的意思不仅仅是律师在美国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托克维尔对美国非常担忧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因为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社会结构，他担心，美国缺乏可以作为社会稳定器的贵族阶层。他担心，在缺乏这样一个阶层的情况下，美国会堕入煽动家、民粹分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非自由势力的虎口。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律师们是天然的贵族，因为与汉密尔顿的观点类似，他认为他们不会受制于其他人，而且能够照顾公共利益。他写道，律师们创建了“一种公共责任形式-它有利于保持民主体制的优点而同时却不允许存在不受限制的恶行。”

对法律的这种看法多少有点理想化，但它却对大多数美国律师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约三十年前。作家迈克尔 刘易斯在回忆新奥尔良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说道：“他们的生活是建基于一个明确的精英主义理念的基础上的：律师具有超然的地位。他拥有专门的知识。他遵循一种严格的行为规范...对于他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他在社区中的地位；不过，所有人都能断言，他从未将哪怕一点点微小的精力用于担心其地位上。地位不是原因；它是其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许多新人加入这一行业，最高法院1977年的判决允许律师为其服务做广告，以及重要律师事务所争取钱财的竞争加剧，这种超凡脱俗的法律世界开始解体。刘易斯写道，法律“屈服于美国人民主化和商业化的双重天性。（它们通常就是同一件事）。”在一代人时间以前，法律是一种几乎像卡特尔一样运转的业务领域。在任一城市中，律师事务所的数量都是有限的。进入市场是困难的。那些律师界中人过上了好日子，但却没有企图哄抬业务。法律界是一种过上体面和高度受人尊敬的生活的途径，但却不是发大财的地方。他们珍视那种有着稳健和可预测利润的稳定市场。这种卡特尔式的结构确保律师们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可以从事他们的公益事业。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年长的合伙人对我说，

“我这里的所有年轻人都纳闷，他们怎么才能像迪安 艾奇逊和赛路斯 万斯那些将法律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确实，他们做不到。首先，将那种事作为副业的律师不会成为合伙人。其次，做那种事的合伙人不会有很多的小时收费，足以让他被视为是值得拥有的合伙人。当万斯是一位年轻律师时，他发费数月的时间从事政治和政策议题方面的工作。你绝无可能再这么做。法律现在是一项生意，而且还是一项竞争很激烈的生意。”